写史既是写给当代人看的，但更多是写给后人看的。这也就是说，写史，写真、写准是第一位的，一旦失真、失准，那就意味着歪曲历史，不啻一文不值，甚至会产生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毫无疑义，写史之所以被 “掺水”而显得不真实，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不同程度受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塑造要体现“高、大、全”思维模式的影响。故而，才会为突出其正面形象，使用了过多言过其实的说法，引用过多没有经过严格考证的资料，以至主观推断编造故事。尽管这样做初衷是好的，但一旦真相露出水面，带来的影响一定很坏。

　　同时， “落井下石”的传统，也总能从反面人物身上寻觅踪迹。比如袁世凯，其最让人痛恨的行为之一就是出卖戊戌变法的志士们，向荣禄和慈禧告密献媚。可以说，这是一桩铁案。然而，郑焱教授在《碧血丹心谭嗣同》一书中综合了多家观点，进行详细的资料考证和严谨的逻辑分析，指出西太后发动政变与袁世凯毫无关系，事实上袁世凯是在光绪被囚、康梁潜逃的背景下才 “事后告密”的。难怪杂文家魏剑美先生大发感慨：郑焱教授所做的这一番史料考究与逻辑推理并没有特别曲折之处，何以史学家们就长期让袁世凯背着这个黑锅呢？其实，不管袁世凯究竟是事前告密还是事后告密，此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写史不能形成简单的 “痛打落水狗”的惯性思维。

　　之所以能够 “一切留给历史评判”，就在于历史有其客观的不容否认和歪曲的事实，它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和普遍性原则，因而拥有评判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创造历史的人民。人民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对历史中的一切人和事作出最后评判的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永远都是硬通货，不论对何人何事，都该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并经得起逻辑的推敲、时间的考验、人民的评判。

　　写史，追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实，这是最为重要的。失却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其意义便荡然无存。毕竟，写史、存史是为了让人们读史，让人们从中求索历史内在的思想和逻辑，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理性地参与历史。唐德刚先生曾将口述历史研究者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他认为，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 “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

　　“通过较量”，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必须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如此才能出真知灼见，才能举起真理的旗帜。前不久，国内媒体对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出版的 《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一书进行了报道，在这部书中，村田忠禧先生通过对大量的事实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钓鱼岛在历史上属于中国。这位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让人敬仰。

　　坚持真理，说出历史的真相，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在广西主修 《贵县志》。石达开是贵县人，县志中当然要写他的活动。那时，社会上流传的石达开的遗诗很多，诗篇充满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豪情壮志，在辛亥革命时期产生过良好的鼓动作用。但经过精辟的考证，他确定除 《庆远白鹿洞题壁》一首外，其他都是后人伪造的。这件事触怒了当时广西的权贵。他们说 “罗尔纲不为家乡历史人物增添光彩”， “否认革命英雄的诗篇”，对他进行打击和排挤。然而，他坚持真理，不为权势所屈。这应该是每一个历史研究者心头所树起的一把标尺。

　　史学既要研究宏观的 “大历史”，它可以勾勒出历史之经纬，但同时又要研究微观的 “小历史”，由此可以反映历史本来极其生动的面貌。但无论探讨大事件、大概念，进行总体性分析，还是一头扎进“小历史”的天地里寻找蛛丝马迹，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保持一份可贵的 “厚道”。 “厚道”，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就是要讲道德、立诚信、守规矩，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文/赵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