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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我是纯粹的哲学家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佚名    类别:文化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73岁的成中英每年都要多次往返夏威夷和中国内地,或趁着假期与全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行交流,或指导一年也见不了几次的内地学生,但留给记者的北京手机号码似乎在暗示工作重心将可能逐步转移到内地。确实,自1960年代赴美“传播”中国哲学,至今星星之火远未燎原,而孤独的老头还一遍遍疾呼,重新翻译包括《论语》在内所有中国古典典籍,“我们需要更客观的译本。”成中英、余英时、杜维明常常被称为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成中英一贯回避新儒家身份,“他们在美国东海岸,我在偏僻的夏威夷;他们主要做历史和思想史,我是纯粹的哲学家。”

  两个多月前,司马南等几位国内学者就西方“普世价值”和“普遍主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远在夏威夷的73岁成中英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思考西方“普世价值”和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关系问题,成中英的观点不站在赞成或者反对的任何一方,“我更赞成一种模糊的普遍主义,通过相互沟通达到冲突的避免。”

  成中英、余英时、杜维明常常被称为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成中英一贯回避新儒家身份。

  “那些所谓能代表神的人或国家,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权威,希望拯救改造世界,这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压迫。”

  早报: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否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

  成中英: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但《远东经济评论》上看到的文章批评北京奥运只是中国的梦想,不是所有人的梦想。那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就是所有人的梦想吗?一个梦想里可以有很多梦想,一个世界里可以有很多世界,而同一个世界上的人类可以有很多不同传统,他们可以和平共同发展。

  早报:但西方的主流价值观里,依然追求一种普遍主义和普世价值,并希望所有人都能接受。

  成中英:普世价值代表了启蒙时代以来衍生过来的价值观,现在我们谈到所谓的普世价值就会联系到西方人的价值观,然后西方人又倾向于强加于人。

  普遍主义或者普世价值,首先会被提升为独立于每一个个体、文化、经验的绝对客观存在。这种普遍性,从中国哲学角度来看,我们是反对的,因为这会脱离现实和经验。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宇宙观、生命观和历史观认为,人类是不断发展、丰富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儒家来说,人是从体验、历史经验中提取教训,不断发展,也就是《周易》说“与时俱进”。儒家不把普遍性当作独立不变的价值观。

  早报:在您看来,普遍性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强迫性,普世价值最后成为强权价值。

  成中英:既然是普遍的,那么大家都要去实现它。谁有这个权力让所有人去实现?这就成了政治和权力的应用。我看到了、做到了(普遍性),你没有,所以我有道德优越感强迫你去做,这是一种强迫和压制。是西方人传统心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如果是独立、客观存在,是大家都要追求的东西。谁来追求呢?谁来证明?这就回到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超越于人经验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通过一个上帝或神实现。理想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神才能实现。那些所谓能代表神的人或国家,具有强烈的道德权威,希望拯救改造世界,这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压迫。

  早报:在不同文明中,神不一样,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信仰神,而且每个人和国家都可以伸张自己的道德权威,既然我们都是平等的。

  成中英:文明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有人看到了“真理”,另外一人说他也看到了“真理”,结果两个人坚持不下,最后成为两个真理系统的斗争,这就好比目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状况。另外一种情况是,每个人都看到不同的真理,每个真理之间虽然没有相互压迫、代替,但也无法协调。前者是如何消除冲突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立和谐的问题。

  “模糊的普遍主义,是经验的、动态的、多元的,但又不否定共同性的理念。”

  早报:除了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普遍主义,这百年来还有种后现代的传统在消解普遍主义,您如何看?

  成中英:每个人都具有其特殊性、独立性,这是后现代的观点。后现代无所谓普遍性,每个价值都是独立存在,每个人都按照自我价值存在。这种情况却也会导致冲突。相对主义不能解决冲突问题,各行其是导致的结果还是冲突。

  所以,我主张一种模糊的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是可以有模糊性,它可以被想像成独立、客观、超越的存在,这是西方的价值,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每个族群的自我追求。我们不要把普遍主义当成规定好的绝对条文,可以把普遍的东西扩大、丰富,而不是把它固定在那边。人就需要这样一种既普遍又特殊,既一元又多元的价值体系,维护人与人的关系。模糊的普遍主义,是经验的、动态的、多元的、但又不否定共同性的理念。

  早报:您这种普遍主义观点能被西方人接受吗?

  成中英:西方现在有两个极端。一种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真理。西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威和权力要求其他国家达到。他们这么做,是纯粹道德价值的实现,还是另有所图?

  我们可以想像,西方的确看到了美好世界的价值,的确为了美好世界的真诚实现而在努力,但这是不是纯粹道德行为?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个人是能完全脱离历史处境的,道德权威的背后可能是为了私利、私欲。最后结果是道德变成法律、军事,这是美国的道路。所有的行为无法离开历史,你以为自觉作善,其实是不自觉地为私欲。

  早报:这样很容易滑入历史虚无主义。

  成中英:所以,我们要允许不同条件、不同阶段人和国家的多元发展。宇宙是开放变化的宇宙,允许多样物种的存在,允许相互的学习沟通。这是人类200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战争只能增加问题。联系到国家制度,国家是否只要一种形式?只要西方式的国家制度?民主有很多种实现的方式,可以是全民投票的民主,也可以是协商的民主,可以从上而下,也可以从下而上,所以要允许民主多样的实现方式。

  “对话允许模糊的空间、自由发挥的空间。”

  早报:新儒家一个重要观点是,儒家也有民主。

  成中英: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儒家并不是不重视民主。中国儒家有一个传统,对“人”的重视,因为人是宇宙所生,每个人都有自主性,他上通于天,天人相通,所以人有独立性尊严,君要尊重这种尊严,要以民为主,或称为民本。中国的民主不是单纯的西方自由主义,是共同之善之下,以人为本的民主精神,兼顾人对共同之善的追求,强调沟通和行为的一致,达到共同的政治生活。

  早报:儒家的所谓民主精神似乎类同于西方的社群主义观点。

  成中英:西方社群主义强调,共同的宗教,共同的生活习俗决定社群目标,并由此达到个人自觉。中国的传统不追求通过西方制度化宗教来实现社群,它是从教育、家庭、宗族扩大到社群,把人的价值融合在群的价值中,所以特别重视教育和休己。

  早报:文明的对话可能吗?

  成中英:文明对话的意思就是,国与国、传统与传统、宗教与宗教之间对话解决问题。我认为文明对话需要五个步骤——理性认知,共同知识基础,理解对方要求价值,建立共识,最后合作。但这是否能够做到?我的观点是,对话允许模糊的空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允许人们在自由发挥空间里寻求沟通点、创造沟通点,开拓一个多元空间。在这里面,中国的智慧是一方面不否定法律,另一方面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和相互信任,从而建立全球化的道德公共空间。

  早报:这和盛行的哈贝马斯对话、商谈、沟通理论区别在哪里?

  成中英:我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缺少道德沟通,他更强调理性沟通。我强调的对话是道德认知,我不追求高度的一致性,但在对话中可以更了解对方,我诠释他,他诠释我,彼此信任。基于信任解决问题,而不是基于法律。我不认为理性可以解决问题,我认为他们还是对普世价值的迷信。从儒家看,第一我们承认有普世价值和普遍主义,但它可以是模糊的,所以它是一群价值,是多元的,是需要整合、丰富的。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并入哈佛大学深造,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祖籍湖北省阳新县。是美籍华人学者,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术著作:《儒家哲学论》、《本题与诠释》、《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成中英自选集》、《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等,及学术论文近百篇。

  早报记者 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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