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史学研究路向中，多学科交叉的相关研究日益明显，史学的研究也在后现代史学研究趋势的推动下，越来越深入、细微与支离。毋庸质疑，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无论是考据抑或演绎推理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石之上。而《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的百年再现无疑也将极大地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以及扩充相关研究史料。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毁誉参半，推崇者将之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贬低者将之唾弃为“汉奸、刽子手、叛徒”，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者以及社会舆论者带着一种极大地偏见，去评判这位在中国晚清历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用大量的笔墨来渲染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精彩壮举，用不尽的词藻来描绘其在大清危局中的不朽功勋甚至大量的笔墨来渲染他的崇洋媚外，大有罄竹难书之势。可是，我们发现，当人们把曾国藩定性、脸谱化、标签化的时候，早就脱离了曾国藩本人渐行渐远。而《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给我们展现了恰恰是另一幅画卷。

　　中国古代的士人与做官是相通的，但是学术二字并非连为一体。学与术恰恰是分开的。科举制度仅仅是通往权力之路的敲门砖，而后需要更多的确是术。曾国藩这位三十七岁就官至二品的显赫人物，有术却不忘学，并且孜孜不倦，受人称道。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三十一岁，正值官场平步青云之时，我们看到曾国藩日记中记录最多的就是读书、会客。读书、治国恰恰为曾氏真实写照。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条记载：“思将昨夜三诗誊稿，了此一事，然后静心读书”，十八日“仅成律诗二首”，十九日“夜翻阅《黄山谷集》，涉猎，可耻”……不胜枚举，曾国藩几乎无一日不读书，给我们俨然一位公务之余，不废读书的形象。后世学人将之列为理学名臣，主要在于曾国藩将“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划归理学。但是，人们恰恰忽视了当理学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信仰的时候，知识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无一不体现着理学的准则。曾国藩本人未必有成为理学大师的想法，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却一直留有理学的印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条，曾国藩夜晚沉思不寐，反思自己几个月以来的行径，但觉自己自从立志自新以来，渐渐放松，不严肃，不谨严，不改过，依旧是以前的自己。于是，他自己拟定了一个课程，重新做人，坚决不能沦落为禽兽，其中除了修身之外就是读书。即便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戎马倥偬之际，曾国藩也是看书不倦。如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初一日条，记载他看段若膺的《戴氏年谱》，十八日夜温习《孟子·滕文公》上下篇。

　　曾国藩每日会客络绎不绝，居京期间，他经常拜客，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国藩早晨起床后就到会馆里敬神，随之拜客五家。第二天，早饭后就到何子敬处，与之谈论诗词。第三天，竺虔来，与之详谈久之，第四天岱云来，谈话大半天。……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时，也是如此。如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国藩“巳刻，至人树处拜刘印渠，黄荫山大令来见，又见客二次。中饭后进城，拜客四家”。曾国藩与他人经常切磋谈论学问道理、问询治军、理事之道理，修为日进。我们看到，曾国藩交际之背后，实则反映出曾氏的权力的影响力。尽管寥寥数语，背后却蕴含着说不尽的故事。透过日记，我们看不到华丽的词藻、篇章，看不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事迹，只看到了曾国藩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或许正是史学家们在研究曾国藩的材料中所反映的点点滴滴，任意剪裁、涂抹，最终绘成了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乃至刽子手的脸孔。

　　曾国藩的心路历程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日记中，这是心态史学的重要研究史料。现代史学的求真、求实的意向自不待言，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人物行为背后的思想意识。曾氏自我反省的习惯以及他的所感所想，所作所为，随时记载，历历在目，鲜明地体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在后人记载的曾氏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见到了一位亲历者宏观历史下的所感所想，更让你有幸见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以及不为人知的一面。

　　曾国藩的日记，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旷世名著《蒙塔尤》，该书描绘了一个蒙塔尤的小村庄，写了村庄件件日常小事。二者虽然内容对象不同，且一个是他者的描绘，《手书日记》是自我的叙述。但是二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给我们的触动也有些许相似之处。

　　正如《奥义书》则称：

　　“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而人们所称的铁才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同样，不管人们怎么涂抹、描绘曾国藩，不管人们怎么标签化他的历史辉煌与丑恶，所改变的只是名称而已，只有日记中所记载的曾国藩才是真实的……

　　这也是我对你说的……

    作者：刘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