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篇章。您长期从事编纂和研究国史的工作，倡导探索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国史学科。能否请您先谈谈什么是国史？
　　朱佳木：我们所说的国史，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范围内社会与自然界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进行并且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关于国史与中国当代史、现代史的关系。从各国对历史阶段划分的表述看，对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这些概念的用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应当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我国史学界运用这一观点，把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据此，本来应当把1949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然而，我国史学界、教育界过去一直把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是缘于全国解放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着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实际上，五四运动改变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上世纪80年代开展国史研究以来，人们为了避开现代史已有定义的既成事实，又提出了中国当代史的概念，并把国史称为当代史。然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延续和国史研究与教学的深入，现代史已有定义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关部门又把国史、当代史放到了近现代史专业中。但这种做法无形中抹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划时代意义，在政治上更不妥当。因此，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1919年推至1949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这种情况下，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就重合了，国史可以称为中国当代史，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当然，历史分期是动态性的，随着时间的延续，比如100年以后，也可能需要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来，不过那是后话。

　　记者：国史研究既然是以国史为研究对象的，那么搞清楚了国史的定义，什么是国史研究是不是就清楚了呢？
　　朱佳木：国史研究的定义要比国史的定义稍微复杂一些。一般说，国史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但具体说，国史研究需要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次来定义。
　　广义的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包括领空、领海、岛屿）的社会与自然界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社会内容，也包括天象、气候、生态、资源、灾害，如地震、泥石流、荒漠化等自然界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包括对地方、部门、行业等局部历史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历史的研究，也包括对暂时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些地方历史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中义的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区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界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与广义的国史研究相比，它虽然也包括共和国中央政府管辖区域与非管辖区域之间的互动，以及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做出的努力，但不包括非管辖区域内社会与自然界的情况。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的内涵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研究稍有不同。
　　狭义的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体历史的研究。与广义的和中义的国史相比，它只包括宏观的、全局性的内容，而不包括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微观的、局部性的内容。它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通史，现在已经出版的或正在编纂的国史书，大体属于这个层次的国史研究。

　　记者：中共党史研究现在也包括建国以后的内容，为什么在它之外还要开展国史研究，有这个必要吗？
　[NextPage]　朱佳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国家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定必然会对共和国的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党史建国后部分的走向决定国史的走向。因此，国史研究与党史建国后部分的研究，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交叉和重合，在理论与方法上也难免有许多一致之处。但是，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毕竟分属不同学科。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基本属于政治学中的政党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性质。而国史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的历史，完全属于史学范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延续。因此，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在角度、范围、重点和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各有各的任务和作用，谁也代替不了谁。
　　先说研究角度。党史研究是从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建国后历史的。它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把它们变成国家意志的，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打交道，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等等。而国史研究则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它所要研究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如何开展外交活动，如何进行自身建设，以及各参政党是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
　　再说研究范围。党史研究对建国后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其作用，其范围超不出或不应超出中共自身及其影响之内的事务；超不出或不应超出虽然与它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但不属于执政党范畴的事务。例如，天象、气候、生态、灾害史等自然界的变化，与党史没有或基本没有关系，人口、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大众娱乐、语言等社会领域的变化，以及各参政党自身的历史、政权建设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民族史、宗教史等等，虽与党史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但作为学科，则不属于它要专门研究的内容。而上述内容却是国史研究能够研究也必须研究的。就是说，国史研究的范围要比党史研究宽得多。
　　再说研究重点。党史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及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自身建设的状况，党的重要人物和模范，以及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国史研究虽然也会研究这些内容，但更多的是要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变化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重大活动、举措及自身建设和经验教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和各条战线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及经验教训。
　　再说研究方法。党史研究和国史研究都要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方法，如充分收集、慎重选择、严谨考证史料，对问题进行整体和系统研究，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等等；另外，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特别是新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但是，党史研究基本属于政治学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而国史研究完全属于历史学科，主要要用史学的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党史主要是用章节体，而国史除用章节体外，还要创造性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等。

　　记者：由于受历史观的支配和观察方法与角度的影响，研究者对国史往往有不同的分期。您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
　　朱佳木：历史分期是史学研究者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内在规律性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如何分期，关键看他用什么样的分期标准。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期的根本标准，尽管也有用生产工具变化、科学技术变化、文化形态变化等等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但都不如社会形态标准那样深刻。对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也要看他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角度不同，分期自然不同。在国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据我了解主要[NextPage]缘于学者对历史认识的不同侧重点。比如，“四分法”，把国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六分法”在此基础上，将头七年再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将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八分法”是在“六分法”的基础上，把历史新时期再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和1992年以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并以中共十六大召开为界，把2002年以后作为改革开放新阶段。我认为这些分期都是可以的。但为了更大程度地区别于党史，更多地体现国史的特点，我倾向于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来划分建国至今的历史时期，即1949年～1956年，是结合自己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56年～1978年，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78年～1992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调节的时期，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时期；1992年至今，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渐趋成熟的时期。

　　记者：认清国史的主线，对于分析国史的动因、预测国史的走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您认为什么是国史的主线，主线究竟有几条？
　　朱佳木：所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