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刘源

    记者：刘主席一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文革”开始后，由于刘主席蒙受不白之冤，不断遭受冲击，你们的家庭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父母被关押了，过去爱你们的人现在对你们侧目，周围环境从巅峰跌入低谷急转直下，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您来说，心灵的打击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刘源：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我就往那儿跑，旁边的人一把把我抓住，问我干什么。我说：“你没看见小小在哭吗？”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

    那时候会场已经是一片混乱。我父母亲本来相距四五米，混乱中越打越近，在相距一米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向我父亲扑过去，抓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次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是生离死别了，他们在握手诀别……当时就有人打他们。看见父母亲这样分开，我心里十分悲愤。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象和理解，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

    记者：据说后来刘少奇主席被隔离后，家人中只有您自己还可以接近他。那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什么情形？

    刘源：父亲被隔离后，确实只有我一个人能接近他，因为我那时当过兵，从小和当兵的在一块，周围不管是哨兵还是卫士，都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觉得我从小挺老实，就分配我负责给我父亲端饭碗、洗毛巾、送药。

    一般情况下是我在厨房把饭端好，然后父亲出来，我再把一杯水、小毛巾和饭给端过去。然后他进座吃饭，我就等着。父亲用完了，我再洗碗、洗盘、洗毛巾，完了以后，也不能扶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也不允许我和他说话，心里挺难受的。但是平常也不能接触，仅限于吃饭能见一面，别的时间都不能见。

    有一天他差不多吃完饭了，我就拿着他的小毛巾，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洗毛巾。他忽然问我：“你妈妈在哪？”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我妈妈就在后面，就住在后面，你放心，她挺好。”

    “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所以现在就想，其实我应该多说些。当时我也害怕，担心我违反了纪律，以后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毕竟我现在还有机会看见他。当时我紧张，并不是害怕我自己，我自己怕什么呀，我已经豁出去了，但就怕不让我再接近他。结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就走人。

    记者：您父亲一直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刘主席一生坎坷却坚守革命信念的真实写照。您能谈谈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吗？

    刘源：当时父亲跟我说这句话是在“文革”当中，那是1967年初，父亲重病了一次，他重病那次就我一个人，我给他送饭。他在卧室里动不了，病得很重。有一次在卧室里，他坐在床上，挣扎着给我讲了这些话：

    “现在人民打倒我，人民对我有意见，人们是有权利对我有意见的，对我的意见也会转移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千万不要和人民对立，人民对你的误解是最大的痛苦。你们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将来呢你们也会离开我，离开我以后，谁来做你们的父母呢？你要记住，人民是你们的父母，你们将来还会感觉到的。你们将来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记者：您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从“黑帮”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您父亲平反后，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刘源：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同学们都对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平反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时间。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全县也没几人，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所以一挑就挑着了，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又当了副市长，就是到了郑州了。

    记者：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而且那时您36岁，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

    刘源：因为当时我在郑州市分管开发区建设，到天津和大连考察开发区。我正带队在天津，准备天津考察完了到大连去，就通知我说你赶紧回来，推举你当副省长了，我一听愣了。回来以后无所适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回来后一天的时间，我闷在开会的那个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门也不敢离开。后来说一投票就选上了。

    当时一说我当选了，就让我上台去鞠了几个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下来以后好多人争着跟我握手。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因为他们想到了老一辈，所以才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