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雪后的北京。早上9点刚过，100岁的何兹全就坐到了电视机前，看冬奥会滑雪比赛。运动员在空中做着高难度的翻腾，现场的观众一阵阵惊呼，电视机前的何兹全却不动声色。他坐在轮椅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胸脯平稳地起伏，让人一时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已经沉沉睡去。

　　何兹全听力不好，思维却依旧清晰。他讲述着过往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写在史书前页。轻轻一翻，就是百年。

　　加入国民党与研究社会史

　　何兹全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本是大族，到何兹全父亲一辈中落。他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从军。何兹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兹全的小学老师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经常在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古圣先贤的格言，给学生们讲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给了何兹全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

　　他说，这辈子他的朋友形色各异，有跟蒋介石去台湾的，有跟共产党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间偏左，进步，但不过激。这与早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战争。15岁的何兹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势的学生。北伐军的胜利让他非常兴奋地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他读到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何兹全说，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他人生长路上的一个节点。自此，三民主义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者反思失败原因，由此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时，何兹全已考入北平大学。开始他选读了政治系，后来发现政治系只讲政治理论，不讲历史根源，于是转入了史学系。

　　北大的自由学风，何兹全记忆犹新。他当时不曾想到的是，许多年后，他的儿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长。

　　“那时，讲课最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不仅生动，而且见解独到。”何兹全回忆，“老一代学者，学问基础都很扎实，‘前四史’、《十三经》都可以背诵。傅斯年引用古书要找出处，就整篇整篇地背诵，发现不在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学术上，何兹全受陶希圣影响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则让他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

　　1949年以前，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受到过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冲击；一次是1927年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何兹全说：“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又终生做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后来，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何兹全的同辈学人中，多半出身“五四”这一系统，只有他左右兼顾，接续了社会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兹全进入史语所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抗战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

　　何兹全加入时，史语所已迁往重庆附近的李庄。李庄没有码头，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上岸后还要坐滑竿上山。史语所办公室是当地一个大乡绅的房子，同事们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在李庄的两年，是我们一生生活得最安详的一段时间，”何兹全回忆，“读书、休息、睡大觉，山前山后，田埂林边走走，偷闲学少年。”

　　山上没有电灯，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来读书，利用白天的时间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阔天空地聊。“那时，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个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来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上来几条。”

　　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文化区。除了史语所，还有同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等，而离李庄不远，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偏远荒僻的小镇，一时云集诸多学术文化机关，一下子热闹起来。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会所去玩，也有的到营造学社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训话”。林徽因很健谈，和她在一起，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

　　在战争年代，史语所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学术史上的佳话。在李庄，何兹全写出了3篇文章。因条件困难，史语所以手写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庄的文章，命名为《六同别录》，到抗战胜利后，才以史语所集刊的正规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何兹全说，那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他很感激傅斯年，当年若没有傅的帮助，他很难在李庄专注学术。史语所迁台时，尽管何兹全正在美国留学，傅斯年还是把他的书、被子、衣服全都带到了台湾。

　　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何兹全应邀赴台参加纪念活动。一个下着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来到台大墓园，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师。

　　“择善而固执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时，何兹全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何兹全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那时，魏晋封建说是敏感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说，但也不违背“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只有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与“周秦以来”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号)发表。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尚钺和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何兹全与他私交不算深，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也曾执此说。

　　何兹全说，“作为陶希圣的学生，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多亏当年的批判风潮瞬息万变，还没来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运动的风向就转了，我得以逃过一劫。”

　　1958年，全国到处掀起炼钢高潮，家家户户都把破铁烂锅拿出来炼。北师大也就地炼钢，何兹全的任务是把收来的破锅砸碎，碎到比指甲还小。

　　官方还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参观人民公社。何兹全记得，一次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轰开又来。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

　　“投降”救了我——对话何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