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继愈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任继愈宗教论集》由他的同事、学生、助手及亲友整理出版了。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中华大藏经》编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追思任继愈先生——《任继愈宗教论集》出版座谈会”。任继愈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宗教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了缅怀任继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领域的独特贡献，我们组织编辑了这个专版，向广大读者介绍任继愈先生在一般宗教理论、科学无神论以及佛教、儒教、道教等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展现其在宗教学方面的深厚修养和主要理论建树。

　　——编 者

　　我国宗教学的研究，在任继愈先生之前就已经开展。比如梁启超和任继愈先生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对于中国宗教学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任继愈先生在宗教学方面的贡献，首先就是他那几篇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凤毛麟角”的研究佛教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问题，开辟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任继愈先生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用历史说明宗教

　　依照任继愈先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用历史说明宗教”。马克思曾经讲过，宗教本身没有自己的历史。宗教的历史依附于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体现。从这个原则出发，可以弄清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长期搅绕不清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1959年接见任继愈先生时说：梁启超没有讲清的问题，您讲清楚了。那么，梁启超没讲清的是哪些问题？任继愈先生又是如何讲清楚了呢？

　　比如，佛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诸法无我”，是所谓“三法印”之一。梁启超信仰佛教的“无我”论，认为“无我”论可以给人以积极意志。然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许多人批评“无我”论，认为这恰恰是使人消极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难以自圆其说。再比如，梁启超考证《楞严经》是伪经。然而，这部伪经流传甚广。此外还有《法华经》、《维摩经》等，也在中国广泛流传。梁启超认为原因在于这些经的译文优美。可是，玄奘的译文几乎可以说是译文中最优美的，但法相宗却很快衰落。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也说不清楚，或者说，说不正确。如果要进一步追问，那些根本不在三次结集之内、释迦牟尼去世数百年以后才出现的大乘经典，其“非佛语”的性质非常明显，为什么在中国却能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呢？

　　梁启超二十几岁时就和康有为一起鼓吹变法，康梁并称，不仅名动中国，而且名扬海外，是少有的不世之才。在佛教问题上，梁启超所缺乏的不是才能，而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依据用历史说明宗教的立场，任继愈先生指出，佛教从它的产生到派别的分化，从小乘发展为大乘，都不是佛教教义自身在发展，而是社会生活本身在推动着佛教教义的发展。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而南亚一带却主要是小乘佛教。至于藏传佛教，则又是一种面貌。这些演变，都不能从佛教教义本身找到答案，而只能求助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条件。因此，不是佛教观念改变了印度或中国的历史，而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推动了佛教观念的诞生和传播、演变和发展。载入佛教丛书“大藏经”的佛经连同它的注本近三千部，但真正流行的只是很少几部。这也只能用它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来解释。

　　用历史说明宗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则。任继愈先生自觉而准确地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宗教学研究，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儒教是宗教

　　任继愈先生在宗教学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指出了儒家就是宗教，或者说儒教是宗教。虽然这个结论目前还不能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广泛接受，但赞同的声音越来越多。任继愈先生指出：宗教、迷信、神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国家有过对宗教的免疫能力，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宗教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因此，儒教是宗教的结论，不仅是对于一个具体研究对象性质的认定问题，而是关系着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问题，即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大国，其思想发展能否脱离人类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儒教是宗教的论断还提出了宗教学上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否只有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才是宗教？可以说，儒教问题的提出，在一般宗教学原理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批判神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任务

　　宗教的核心，是神学的世界观。如何对待这个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区别于其他宗教学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著作中所说的“批判宗教”，主要指的是宗教的观念，即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宗教。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没有历史，也是说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等意识形态一样没有自己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则更准确地表达为“批判神学”。批判神学，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任务。那么，任继愈先生是如何贯彻这一原则的呢？

　　1957年，任继愈先生在《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一文中说道：宗教问题，不是别的，只是世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世间的形态。“成佛”是假的，我们用不着回答可能，或不可能。但是摆脱苦难，向往幸福，这是人民的愿望，这个真切的愿望却不是假的。因此，竺道生的“顿悟成佛”不要累世修行，“对于过着地狱般生活的被压迫阶级来说”，“他们是乐于接受的”。但是这样的学说，在政治上则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从思想上销毁人们反抗压迫、不满现实的意志。”

　　同年，任继愈先生在《哲学研究》第4期发表《禅宗哲学思想略论》。文中批评禅宗“否认正面语言的表述能够说明禅宗的基本原理”，批评他们“否认人类有通过逻辑思维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指出禅宗所相信的真理“是超现实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同时也指出，禅宗“以主观吞没客观，以心代替了物”的哲学，“使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比过去更加深刻、丰富了”；禅宗“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比过去的哲学学派更深刻、更集中地对待思维对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它引起了人们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

　　这就是任继愈先生对于佛教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者批判神学的典型案例。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的是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认真平实的分析态度。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科学无神论。科学无神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因此，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不讲无神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只是一个旗号而已。坚持以科学无神论的立场研究宗教，坚持宣传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内容。

　　多年的宗教学研究使任继愈先生得出结论：中华民族，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无论国内外，信仰有神论的不仅是一般群众，甚至许多是知名的教授、科学家。那么，难道能说他们是愚昧的吗？

　　任继愈先生解释说：所谓专家，就是在自己专业领域懂得很多、而在其他领域往往懂得很少的人物。他的智商可能是很高的，但是他的知识结构又是有偏重的。知道自己偏重而慎重从事，那么，在自己所不知或者知之甚少的领域的愚昧就不会表现出来，就像生物的隐性基因也不会表现出来一样，对自己、对社会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如果自视甚高、相信神灵，并且相信神灵可以解决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还是精神生活方面的，都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因为神是不存在的。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存在，并且认为它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当然是一种愚昧。

　　任继愈先生认为，有神论思想束缚我们的头脑，限制我们的创造能力。中华民族要成为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民族，就要不断地破除形形色色有神论思想的影响。他盼望我们这个民族摆脱愚昧，摆脱有神论世界观的束缚，昂首做人，充分发挥创造能力，不仅政治独立、经济发达，而且文化先进、素质优良。这是任继愈先生对我们民族的期望，也是他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目的。（李 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