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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嵩——古希腊来的人
来源:文汇报    作者:佚名    类别:文化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题记
   
    哲学的魅力何在?
   
    九十高龄的汪子嵩引述他最为推崇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一段话作为回答:“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先是对身边困惑的事情感到惊讶,然后逐渐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并不是为了其他有用的目的……在各种知识中惟有这种知识才是自由的。”
   
    汪子嵩愿意相信,人们对于世界与自身的好奇永远不会消失,哲学永远不会终结。“如果发问停止了,哲学也就停止了,那么人的精神生活也就停止了。”
   
    激情燃烧在“联大”
   
    1941年9月,昆明。
   
    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西南联大入学注册处,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瘦高青年。从浙江到云南,他的求学之路长途跋涉了战火纷飞的大半个中国。放下行李,年轻人犯了难:哲学和历史,两个志愿自己都填了,考试分数也都够,选哪个?
   
    “陪我去的同学说,学哲学的人少,就学它吧。”汪子嵩说,“我就是这样闯进哲学系的。”
   
    惯于选择较少人走的路,这种性格在他早期经历中已经养成。在杭州初级中学读书时,他就读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九·一八”之后,他又读了邹韬奋、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著作。在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读书时,汪子嵩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当时西南联大的师生,国民党有之,共产党有之,对政治不感兴趣者众。汪子嵩入学之后,并不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但他更像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考试时得到好成绩。来自原南开大学的冯文潜教授引领他走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道路。1945年,汪子嵩撰写关于柏拉图研究的毕业论文,适逢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发表,经冯文潜和汤用彤相继推荐,汪子嵩于当年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康先生的研究生。
   
    在研究生阶段,汪子嵩接触到了集古希腊哲学思想之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被深深吸引。这种吸引持续了一生。研究《形而上学》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思想界公认,这是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中最难读的书之一,内容十分抽象。
   
    “如果要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作比较的话,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从而促进了逻辑和科学的发展。”汪子嵩说。
   
    这位杭州青年的热血,一半为着宇宙万物的“真和假”而激狂,一半为着中华民族的“存与亡”而燃烧。入学以来,他做着半公开的地下工作,参加读书小组,读《资本论》,刻蜡纸,油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主编《昆明新报》,使不少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同学在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1945年底,为反抗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一二·一”学生运动爆发,汪子嵩主管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编辑《罢委会通讯》和后来的《学生报》。
   
    “联大”岁月中的人和事,静静地保存于汪子嵩记忆的源头。他感谢“联大”的独特氛围,使他能够在学术和信仰的两条道路上同时奔跑。“西南联大虽只存在8年,但是它在中国教育史、政治史、学术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它留给后人的最大的启示就是  ‘学术需要自由’。”汪子嵩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它是为了它自身的事物,才是自由的。”
   
    1949年北平解放,汪子嵩面临选择:专于学,还是从政?
   
    遥想“至乐”度寒冬
   
    毫无疑问,作为哲学系的地下党员,又是一名学有所成的研究生,汪子嵩留校任职,受到重用。他担任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和校长马寅初的秘书。
   
    此后,“改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希腊哲学完全摆在了一边”。1952年院系调整,他承担哲学系的党务和行政工作,同时按新的高校体制,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设马哲课程。虽然在课堂上说得一口杭州官话,但在北大哲学系55级学生陈村富眼中,“再抽象的哲学范畴、原理经他一解释,就觉得清楚明白”。
   
    风云变幻,造化弄人。1959年,汪子嵩因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中讲了实话,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补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下放西郊山区门头沟劳动改造。在那里,他遇到了小他两届的西南联大的哲学系同学王太庆,成为同一个炕上的“难友”。有一晚,汪子嵩接到命令,让他和王太庆立即腾出住的房子,搬到村边一间小屋里。正是数九天气,炕下没有烧火,窗上没有糊纸,在北风飕飕中,两人穿裹着全部衣被冻了一夜。
   
    每天清早,两人背着工具上山越岭去干活。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开始时,“右派”还能吃上小米饭,后来改为稀粥,粥里的玉米渣越来越少,掺的树叶则日益增多。饥饿之下,有时去玉米地收拾秸秆,偶尔发现有残留的玉米粒,则如获至宝,放在嘴里咀嚼充饥;有时在白菜地喷药,也忍不住摘点菜叶尝尝。孤独与苦难中,两位哲学家对历史的演进方向仍抱有信心,互相打气。“我和太庆坐在一起谈论:将来有一天能够吃上小米饭,剥点核桃仁下饭,真可谓天下的‘至乐’了。”
   
    1962年甄别平反,重回北大执教,汪子嵩才“重操旧业,为学生讲授《形而上学》”。不多久,他又离开北大调往人民日报社任理论版编辑。
   
    “我要回到古希腊去了”
   
    1978年7月,汪子嵩作为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做了许多工作。人们都认为他将从这个辉煌的讲坛走向更高,汪子嵩却又选择了一条冷僻的分岔:既然已经“思想解放”了,那么我要“回家”去,回到亚里士多德和那片迷人的哲学森林。
   
    这次选择果断而彻底。1979年11月,学生赵修义来看望老师,汪子嵩高兴地向他宣布:“我要回到古希腊去了。报社已经应允,以后每周只来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做希腊哲学的研究了。”
   
    此时,距离他中断古希腊哲学研究已近三十年,他笑称“先天不良,后天不足”,唯一的坚持来自于——“研究希腊哲学是我最喜欢的事”。
   
    冬天似乎已经过去了。学生们能感受到汪子嵩有种“回到了自己家园”的喜悦,似乎他又坐在陈康先生身边,自由地、实在地探讨希腊哲学问题了。为了写《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他不惜打破生物钟,“晚上通宵写,通宵之后第二天上午睡觉,下午再做其他工作”。
   
    得知北大哲学系已将精通英、德、法多国语言的王太庆从宁夏请了回来,汪子嵩当即与“难友”取得联系,一起搭伴“回家”。此后,凡写哲学著作,他都将原稿先寄给对方审改译文,直至1999年王太庆去世。
   
    1981年5月,范明生、陈村富、李真到人民日报理论部来找汪子嵩。他们想三人合作,翻译一部西方著名的《希腊哲学史》。是译德国著名哲学史家策勒(E.Zeller,1814-1908)在19世纪初版的《希腊哲学史》呢,还是译新近出版的剑桥大学教授格思里(W.K.C.Guthrie,1908-1982)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拿不定主意,特来向昔日北大的师长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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