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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青山还在——悼念王叔岷教授
来源:南洋网    作者:佚名    类别:文化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王叔岷,这名字最早是从一位故乡的某中学校长口中得知。

  那时在吉兰丹首府哥市,为了赓续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丝命脉,以传火传灯的心志,联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风雨凄迷,文化荒脊之地,办书法展、文学营、诗朗会和讲座等等,清狂的将年轻生命编奏成了一首澎湃之歌。那时年过不惑而崇尚独身的阮的元校长,是这文化团队的中坚。在学校行政之余,常可见到他在这文化路上日夜奔波和点灯的身影。后来他知道我喜爱老庄,故常提到了他在马大所选修庄子课程的老师,精深斠雠,善义训诂,课上原文出口成诵;谈逍遥,说齐物,一字一句间,都有博大精深的学问。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老师为人淡泊,却和蔼可亲。而他口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曾在马大客座5年,及后在南大执教了9年的王叔岷教授。

  1992年,我决定放弃了政治理想,回归校园。那时在美国与台湾之间进行了选择上的心理挣扎,一直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决定赴台。可是却被分派到南部的国立成功大学,然而当初在申请书志愿栏上,我只填北部的一间大学而已,因此来台的脚步又一步步倒退回到犹豫不决的角落去。从吉隆坡回乡时,阮的元校长得知,建议先来台再做打算,并以毛笔行草一书,以及托我带一份礼物给当时人在中研院的王叔岷教授。

  孤身来台,恰好是秋风爽凉的季节,台北的繁华梦景,却叫人想起的是民国38年后,渡海来台那批栖身避世于学院或博物馆内的文人学者,他们以诗词、以书法、以酒、以甲骨文,以学问和教学排遣着流离中的寂寞与乡思。故国成了纸面文章,故乡化做梦魂,故人隔若参商,杜鹃啼血,九回愁肠,都必须被压在文字底下,墨痕深处,以面对日常生活的寸寸消磨。走在陌异的台北街头,穿过书店林立的重庆南路,我孤孑地如此想着。

  来台隔日,循着阮的元校长给予的电话号码,联络上王叔岷老师,并约好在傅斯年图书馆见面。而岛屿北部,秋日薄光,在投币式的电话亭下,碎成一地玻璃晶亮,照透了我微微颤动的心。而不远处街道车流喧嚣,光尘纷飞,与火车站前四处飘浮的旅人脚步,编织成我对台北最深刻的初景。

  当时,通过人尚留在台北的李成友指示,搭着公车到南港中研院,一路问着找上傅斯年图书馆。如今,若问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见着王叔岷老师,我的记忆几乎已将那一段磨平成了空白,讪笑地频频对自己失忆处低头抱歉;只记得后来王叔岷老师带我到他的宿舍,问起阮的元校长,以及一些人事。他清癯的脸颊与闲淡的气质,颇符合道家学者的生命形态,语调祥和、亲切,谈话间给人感觉仿佛在聊起故乡故人的情事。

  我那时候刚出版两本书,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不知天高地厚的,送给了王叔岷老师当见面礼。老师收下后,回送了一本他刚由中研院出版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后来在闲谈中,不知是意在提醒,或正好穿过回忆的歧径,遇到了从前才气跋扈,鹰扬年少的自己,王老师说起了那段后来我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及一些他人文章里常提到的学术心境转换之逸事。

  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是喜爱文学,好创作,常游笔诗词之间,跋扈谁雄之慨,任由才情纵横,不知所归。及直考上了北大研究所,遇上傅斯年校长,那份恣情才气的性向才被压抑了下来。因为傅斯年要他回到故纸堆中,沉住气,好好去识字辨字,从《道德经》、《南华经》到《史记》,校雠历来手民刀刻笔抄之传误。也就在那时,他的创作野心,如奔驰的野马,硬是被紧紧按死。隔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在学术里要沉得住寂寞,因为所有学术都是从寂寞中养成的。那语调依然恬淡,散落四周,寂然无声。

  然而在那荒天寂地之中,要如何去辨析经典之字误,或还原剥蚀支离之句,并非一套皓首穷经的死功夫就能解决,如唐人刘知几所说的,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识、史学;同样的,斠雠者的才、识、学,几乎是决定着其学术能力和成就。因此,王叔岷老师的才性转化,在此成了一种迂回的转入,从创作到学术,从动态的飞扬到静态的沉潜,其实都还是在他那才气的性向上前进的,只是以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呈现而已。毕竟,无才无识者,纵然埋首日月,也只能把块石头磨成鹅卵石,却无法雕石为像,补洞成碑。而这道理,要等到我好多年后才懂得。

  当时我却无知地觉得这门学问的无聊,心想,以傅斯年的才学史识,大破大立之人,怎么会叫他备具才情的学生封死在那古文字骸骨堆里呢?而王老师却说,他这一生,唯一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傅斯年校长。傅斯年有大炮之称,此绰号不只于喻指其脾性和纵横捭阖的霸才,也凸显出他是个行动力非常强的实践者;另一方面,道德学问也极大。王叔岷老师敬仰的是他在行政和学术上来回的游刃之能,认为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他觉得,倘若傅斯年校长不把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行政上,则其学问就不止于如此而已。

  或许,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傅斯年了解到学术的需要,尤其在那浮躁的抗战时代,张扬的性格无疑是一种陷落,才子气的自恣,实无助于学术的深耕,特别在“整理国故”这块领域,“辨伪”的工作极之重要,故服膺于历史知识客观性,并奉德国史学大家兰克(Leopold van Rankle)为圭臬的傅斯年,对考据中的训诂和校勘等关于文本研究,无疑非常重视。因此不论是“伪书”、“伪事”、“伪字”、“伪句”,都必须在辨伪的方法下,寻索与还其原初。而“整理国故”的背后,实是“国族计划”(nationalist project)的一部分。是以需要相当人手,而王叔岷老师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刚好也就被纳入到这一学术计划中来。多少年后,我却这样猜测着。同时,在那一年,傅斯年出版了他唯一的专书︰《性命古训辩证》。

  月旦故人,时流转逝无影。窗外4点半的天空也开始阴郁下来。凉意沁着皮肤,由手臂蛇游到了胸口。而我心里那时却急着想征询去成大一事,后来借着话题问了王老师意见,他说南部沉静,不若北部喧扰,诱惑极多,是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及后,随口提到他有一个表现很不错的学生刚到成大中文系任教,到成大后或可找她聊聊。说姓沈。我那时因口音之误,听成了姓陈。不久到成大,一直以为陈昌明老师就是王叔岷老师口中的那名学生;要到了后来上大四的训诂学,才知道那个人是沈宝春老师。但我翘课翘得多了,原不是个死守着古文字做学问的料,因此也就把这事压在心中,等着让它烂成了遗忘。

  两个小时多的闲聊,漫无边际,一些事情和拉杂的碎语,被时间全扫进了另一层时间之中。我那时候的身上,还沾着赤道线上热情的阳光,懵懂的与一个学术大家照面。而眼中年近80岁的耆者,却精神奕奕,倦意全无。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的学术架子,所见的却是一张慈蔼的颜面。坐久了,却心生一个疑问,为何老师一人栖身于中研院的学人宿舍中,师母呢?(当时倒知道王国樱教授还在星大任教;再后来才知道师母在王老师于1977年客座星大时,骤逝于新加坡,且长眠于毗卢寺的伤怀岛)这问号含在口中,想吐又不敢吐出来。抬头,却看到了台静农先生写给他的一幅书法,苍劲如老树盘根的挂在墙上。

  忽焉十余年过去了,苍茫的岁月烟过雨过,风过雾过,一层迭着一层的年月被洗刷得如薄纱般,阻隔着一丝目光的穿透。从回忆里,我却依稀记得那是一个秋雨淋漓的向晚,5点多的暮色将宿舍外的街灯全给点亮了,王叔岷老师将我送到门外,顺手从门后拿出了一把伞给我,他清癯的身影贴在门板,在时光深处被拓印成了淡淡的岁痕。那时,撑着伞,挡着外面的斜风细雨,我第一次才真正感受到了异乡秋节萧瑟的寒意。

  ※

  一个瞬间交会的身影,对旅居异乡的行游者而言,其实甩一个头就可立即遗忘在后(对他而言,或许我也只是一个偶然的访客)。何况人生大事,唯死生而已。然而在我抵台初始的生命中,那次的访谈,多少还是漾出了一圈涟漪。在台北闲荡了5天后,我终于匆匆拖着行李搭上往南下的莒光号,到成大报到。

  这些年,穿过学院回廊,见过不少摆着姿态,端着架式的小教授们,我总是替他们觉得累,然后很自然的就会想起王叔岷老师来。想起后来,我拿着伞还他时,在傅斯年图书馆前,他问起我在成大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那音容,慈和如长者,让人心存怀念和感激。临走前,我高高扬起手,说︰王老师,再见。再见。

  从此,却也不曾再见了。

  前几日读报得知王叔岷老师在其故乡中于睡梦里过逝,不觉心中一动,想起15年前匆匆短暂的照面,在人生歧路行止间的一个提点,非关学问,无涉师谊,只是人情道上的平常话语,却让人感到伤逝的哀矜。因此趁此记忆还在的时刻,仅将那交会的刹那记了下来,是悼念,也是为一个曾经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于南洋各大学府献身中文教育十八载的文人学者,致上一分深深的敬意。(作者:辛金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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