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杂思之刘洪波专栏

　　陕西咸阳市政协通报于右任作品失踪事件，不接受记者提问（昨日《南方都市报》），似乎要继续着对舆论的愚弄。

　　卓登先生1986年向咸阳市政协捐献于右任书法作品122件，近10年来，卓登先生反复询问文物下落，未获回复。直至卓登先生近期向媒体报料称文物疑被私分，才引起“高度重视”，通报结果说，这些文物有78件藏于三原县博物馆，10件由卓先生取回，6-9件由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借走，24件在原三原县委顾问崔德志和原三原县统战部干部张爱丽手中。

　　卓登先生捐献的于右任作品，是否已经全部找到下落，仍是悬案。第一，找到下落的是真迹还是赝品，尚待鉴定；第二，卓登先生捐献的是于右任作品，咸阳市政协通报找到的是“于右任等人作品”；第三，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借”走文物6-9件，这是个约数；第四，卓登先生表示捐献清单上分列131件文物，而总数写成122件文物有误。

　　卓登先生因捐献于右任作品，解决了一家5口的商品粮户口，卓登先生并得以成为咸阳市政协委员并连任四届。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这是无法定性的事情，你不能说解决城市户口和担任政协委员是一种奖励，户口只是一种管理办法，公民都是平等的，所以政治上不允许承认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代表不同的等级，而政协委员是国家职务，可以选任而不可以作为奖励措施。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从平头百姓变成政协委员，又确实具有奖赏的性质。政治语境与实际生活的差异是显然存在的。

　　卓登先生因捐献文物所获得的回报，一再被官方提及，甚至在正式通报中也没有忽略。这是不是要暗示人们，卓登先生捐有所得，政协待之不薄，所以无须纠结于文物下落；或者卓登先生的捐献与政协的回报事实上具有交换的性质，所以卓登先生在交易完成后再谈文物下落，显得不厚道呢？

　　我们不去猜测咸阳政协为何一再提及卓登先生的户口和政协委员身份的来历，只知道若非卓登先生反复究问文物的下落，那么这批捐献的文物下落可能永远成谜。而事实是，哪怕这种究问已经使文物下落成为公共事件，咸阳市政协不得不予以通报，这些文物仍然没有完全弄清下落。

　　这起捐献文物失踪事件，使咸阳市政协这个国家机关的信誉摇摇欲坠，并且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延伸解读，去设想公共生活中其他机关的信誉。卓登先生向咸阳市政协捐献文物，无论作为公民、捐献者还是政协委员或前政协委员，他有权了解捐献文物的保管情况。

　　然而，咸阳市政协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对卓登先生的询问不予答理，好像这是无须理会的纠缠，或者是“你给文物我办户口”的交易完成后不该再有的取闹。而事实最后证明，一个公民向国家机关的捐献，确实只是公民捐献热情蒙受了欺骗，捐献品并未受到良好的管理，受捐机关已找不到一件捐献品，那些文物被借走无还甚至不能确知借走的件数，还因为“经费问题”被“私人保管”，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在保管文物。

　　咸阳市政协是否表示了对这批价值数千万元的文物失散承担责任呢？没有。咸阳市政协是否会追查这些文物保管不善的责任呢？也没有。咸阳市政协只是通报了情况，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如果说有态度，那就是尽管近10年来一直是卓登先生在询问这批文物的下落，但当他们要通报这些文物的情况时，不通知卓登先生出席，而且在卓登先生闻讯而至时，还要求他“配合政协的工作，离开会场”。

　　这就是说，咸阳官方拒绝承认卓登先生与事件的联系，拒绝承认卓登先生具有获知情况的资格，这个捐献人、长期关注者必须被排除在通报会之外。你捐献了文物，获得了城市户口，当上了政协委员，好好享受城市户口和政协委员待遇就是了，还要去问文物下落，官方不高兴，不想看到你。

　　卓登先生的遭遇，其实可以推而广之。例如，你捐了款，就不要问款子怎么用，否则人家不高兴，不想理会你。你应当相信款子都用得其所，你一怀疑，那就是居心可疑，虽然款子确实已不知去向。例如，你应当服从权力，不要问权力用得对不对头，否则你就很令人讨厌，不理你还是轻的，要理你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