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腾讯网的网友、政法大学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光临政法大学和腾讯网联合主办的燕山大讲堂。燕山大讲堂是一个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论坛，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公民理念、倡导民主法制精神。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八讲，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鸣教授为我们讲解民国史中的几个问题。

　　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一个短暂的秦朝之后，人们迎来了一个强盛的汉朝，一个短暂的隋朝之后，人们迎来了一个强盛的唐朝。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华民国也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如果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成隋唐、秦汉的关系，可能是简单了，但它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的历史过程值得我们探索。而且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现在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师给我们带来演讲。

　　张鸣：今天有幸能和大家一起回顾民国史。最近民国史有点热，这点我很高兴。有段时间大家热清史、明史，热的是皇帝、皇后、太监。其实最应该关心的是跟我们最近的这段历史，没有皇帝的历史。那是我们中国人正式操练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教科书上讲，我们尝试走过民主的路但失败了，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样的结论很多人不太满意，100年前我们在转型，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处于转型，我们总得想想当年为什么没有成功。这段历史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关注的。我们在座的人想知道一点，剪了辫子以后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讲三个问题，三个面相：

　　第一是信仰的面相、第二个是制度的面相、第三个是话语的面相。这三个面相在民国内部互相打架，彼此之间有很多纠葛，转型时期就是这样。

　　首先我讲信仰纠葛。这里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在传统中国社会，就是我们的“三纲五常”概念，这既是我们的道德，也是我们的政治信仰，或者叫做政治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核心是“君臣关系”。但是民国没有皇帝了，这个缺憾怎么办？有替代品没有？有！这个替代品在皇帝还没有下台之前就已经来了。是什么呢？这就是“进化论”。这个“进化论”不是达尔文的原版，而是经过严复先生翻译过来的进化论。

　　“进化论”信仰有两个主要内容，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就是我们拼吧、磕吧，谁拼赢了证明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磕死了活该。第二个信念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人类社会中，生存的竞争、丛林的厮杀导致了历史的阶梯性的进步，在后面的就比在前面的好。康有为先生有“公羊三世”特别典型。人类制度都是后面的比前面的好，前面的就是君主专制，后面的就是民主共和。君主专制是乱世、民主共和是太平世。我们现在发现，实际上实行民主共和的国家也有很乱的，但当时的参照系就是西方，就是欧美世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就是这样的。

　　“进化论”进来的时机很巧，正好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这是多数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日子。显然按照这种信仰，当时中国人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你不仅是被西方打败了，而且被自己的近邻——一向看不起的日本人打败了，而且败的一塌糊涂。那不证明自己是劣种吗。东亚病夫，野蛮人，当时这样的称呼都给我们了。看当时的游记，日本人最喜欢说我们是劣等民族，觉得我们是竞争中的失败者，只有极少数人是有人道主义的。

　　按道理说，我们是失败者，我们应该不信这套进化论的。但是，中国人自己信这个，中国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劣等。中国人认为我们就是天潢贵胄，我们绝对不是劣种，我们绝对不是野蛮人。于是，那时甚至发生了义和团这样的事件，乱杀人、围攻使馆，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在世人眼里就像恐怖主义分子，就像塔利班。中国人还是认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起来的，我们会在竞争中胜出来。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有很多人写小说、写时评、做梦说我们以后会称霸世界，重新获得我们的尊严，奴役这些白种人。

　　在这样的梦呓中，中国开始立宪的过程。当时的中国人嫌这个过程过慢，加上西太后死后，掌权的满族亲贵们政治举措失当，于是皇帝很快被推翻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西式民主制度实践。我们一下子就采用了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制度。总统直接统率内阁，然后有立法机构和参议院。当时美国政治协会的会长来中国当政治顾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挂在了中国的国门之上，中国就像被魔棒点了一下，立即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凭借最先进的制度一举赶超过去，成为最强的国家。但问题是，一旦我们真的这么做以后，发现麻烦还是挺大的。

　　首先，我们怎么处理传统政治操纵和现代政局的关系，连孙中山先生都搞不明白。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受教育，他应该是当时了解西学比较多的一个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有一种意见，因为革命党人打不过北洋军，所以孙中山需要让出位子给袁世凯。孙中山在位时，中国实行的是美国体制，总统最大。孙中山让位之前，让体制变成了半总统制，形成了法国体制，有了一个总理。有人说为什么要学法国呢？法国是最糟的一个体制。孙中山的目的是制约袁世凯，显然这样的操作没有脱出传统政治权术的范围。玩儿了一个花招，但玩儿到制度上去了，这应该说是孙中山的一个失策。作为制度的奠基人就没有搞清楚制度的严肃性。

　　第二个问题，中国人不会选举，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选举。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很严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有一种文化，就是个体本位文化的一人一票，但中国恰恰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二十四史》里都有选举制，那个选举制不是投票而是考试。我们讲过去的科举就叫选举，通过考试选拔官吏而不是通过投票。现在突然间投票了，别说老百姓不明白，就连精英都不明白，乡绅也不明白，他们都让票。所以第一届国会老百姓没有投票。第二，实质上真正的地方精英没出头，但是那些留学的、跟革命党沾边的人都投了，所以第一届选举国民党大胜，参众两院多数席位。

　　之后政府又搞责任内阁制，一旦这样袁世凯就被彻底架空了。这时候十分凑巧的，国民党党务的实际操作者被暗杀了。虽然现在没有确证，但这个事跟袁世凯脱不了关系，袁世凯也来了一招传统的权术。一来一往，这个民主制度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袁世凯撕破了脸，把国民党的地方官免了。但是国民党的议员还没有被赶走，因为袁世凯要留下他们选举，要让国会把他正式选出来。国民党籍的议员们这时候已经服软了，袁世凯说，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我们核心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能走。熬到后半夜就选他了。袁世凯一当上总统，就把国会所有国民党议员全部赶走，国民党议员走了以后，议会不够半数就不能开了。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就变成了没有皇帝的皇室。袁世凯从大总统变成终身大总统，又变成自己可以指定接班人的大总统。中国从最先进的美国体制，走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皇帝的体制。

　　但是袁世凯并不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显然他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说他成为独裁者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独裁，专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不用变革了。首先，他发现虽然国民党被赶走了，但非国民党系的一些人并不服，当年辛亥革命是群雄并起的。他把国民党赶走，派一些悍将到地方当了督军，这些督军党政军一把抓也不怎么听话。虽然是极权体制，但是中央的权力很小，眼看着地方的钱都不往上交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众的问题。老百姓习惯于过有皇帝的生活。清朝的皇帝倒了以后，老百姓说，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税了，而皇帝没有了就可以没有王法了。原来的土匪都是偷偷摸摸，现在直接出来了。卖私盐的以前偷偷地搞，现在在市场上公开地卖。因为没有皇帝，所以没有王法。同时，进入民国之后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社会治安也没有变好，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多。一帮遗老遗少在感慨，说民有四野、国有四野。民国不分南北，总统不分东西。

　　袁世凯想做很多事情，但做不了。有中央权柄的人，却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混乱，怎么办？没有君了、没有皇帝了，没有君臣之分了怎么解决？总要有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这是他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于是，他就恢复了传统，袁世凯在称帝之前就在恢复传统，尊孔、祭天、强调恢复旧道德。对他来说也许没有选择，但在别人来看不是开倒车吗？我们好不容易往前走，你还要开倒车，还要称帝。

　　这也是受了日本的影响。我们知道袁世凯当政以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参战了，派兵到中国来打德国人。当时德国人占了青岛，后来日本人占了青岛，就跟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在谈判的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在拖，一上午分成好多小节，每一次小节中间休息就茶歇，拖到最后还是不行，只好签订了《二十一条》。这个条约没有完全执行，但这是一个亡国条约。签了这样一个条约的政府，人民不用说了，在精英的眼里——你是什么政府、有什么合法性。袁世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跟日本打吗？没本钱。怎么弄？这时候有人出主意，我们干脆称帝，皇帝权威有传统的道德做支撑，就是有权威性，我们搞“君主立宪”，你当皇帝。袁世凯征集各地督军的意见，一片赞扬声说可以搞。袁世凯并不是不学习西方，当时的文官制度、学校制度都学习西方，他认为搞君主立宪也是在学习西方。他只是想通过权威的从属来解决现在的麻烦。但他的“君主立宪”是中国化了的君主立宪。他忘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已经变成了进化论。在进化论里是不容许倒退的。如果说袁世凯不称帝，西南军阀、各地的大员们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名声，但现在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