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做客访谈时呼吁：要关注传统艺术的传承，不能向外国文化投降。京剧的传承，“就是文化政策的问题，关键还得上头支持，上头推动。观众有没有，主要看你推动得怎么样。”“媒体应在重点时段播出京剧。”

梅先生的这番言论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摔跤比赛的一幕，院子里的小朋友赛摔跤，本来是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也就图一乐子，却有一小儿技不如人，屡摔屡败，猴急之下操起棍子帮忙，立马招来众人的一阵嘘声，都顿时觉得无趣而散去，留下那家伙一个人拖棍子呆在原地。在大家看来，一操棍子，就表示他已经败了，已经彻底投降。

说到文化政策，对于一个现代政治国家而言，普遍奉行罗尔斯所说的“政治中立性”原则，现代国家在面临多元文化与信仰共存问题的时候，政府公权力应保持中立，将对生活方式、对文化、对信仰的选择交给个人自由选择，各种文化在社会领域进行开放的自由竞争。

而且，文化史也反复证明，没有公权力介入的自由开放的竞争，才是文化繁荣的关键。就拿京剧来说吧，当年京剧兴起和繁荣的关键可不是上头支持，也不怕向谁投降。清朝“徽班”的迅速崛起，恰恰在于徽班流动性强，善于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和表演方法，在艺术上得以迅速提高。清末徽班进京后，更是大量吸收了昆曲、汉剧、京腔、秦腔等剧种的成就，同时又受到北京的语言、风俗等地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那时候的京剧，可没有什么谁向谁投降的文化观念，只有“有容乃大”的胸怀。

京剧没什么人看了，就想到向政府要政策保护，梅先生说：“就是文化政策的问题，关键还得上头支持，上头推动。观众有没有，主要看你推动得怎么样。”“媒体应在重点时段播出京剧。”这很像咱们的一些企业，产品卖不动了，就怪销售不得力，伸手想要点特权，寄希望于政府采购，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

文化事业求助公权力的干预与支持，固然可以获得一时的特权和繁荣，但政治干预与文化繁荣却是天然的一对冤家，权力庇护之下的表面繁荣，另一面是对艺术和文化的深层伤害，对艺术发展而言，绝非幸事。

梅先生一定比我等更清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剧受到的“上头支持，上头推动”是最多的，从“戏曲改进委员会”对一系列传统剧目禁止演出或进行修改，到革命样板戏，京剧到底是兴盛了，还是与艺术渐行渐远了，历史跟明镜似的。

文化侵略这样的概念确实吓人，但别忘了，真正的文化侵略，都是必须借助公权力才能进行的。如果这个市场是公平开放的，是自由竞争的，谁盛了谁衰了，那不叫文化侵略，那叫新陈代谢。社会生活总是在变的，有的传统文化艺术不那么受欢迎了，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梅先生也知道，戏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表演手法和许多剧种，也在竞争中被淘汰了。当然，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政府保护的，但我想京剧现在还不属于这个范畴。（李铁《时代周报》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