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与印象里锁眉凝思的那位深沉哲人不同,现实中的周国平总微笑着。白色短袖T-shirt,加短裤,加凉鞋,再背一个学生双肩包,在机场见到他小跳步地向我们走来时,很难与脑海中那个总是向人生发出终极追问的哲人画上等号。

　　饭间,周国平开玩笑说,自己其实是1945年出生,前不久被出版社弄错,印成1954年出生,他笑着说非常感谢出版社,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尽管席间有聒噪的对话,周国平大部分时间微笑着,等一席人滔滔不绝讲完后,他略略点评几句,仿佛身边每个人数十年的经历性情已被他洞穿。

　　无论凡夫俗子的现世的困惑,还是当下社会的光怪陆离,在周国平那里似乎都有极成熟而通透的解答。日前,他第一次到东莞担任“文化周末”主讲嘉宾,选择了谈教育的话题,“以前我比较多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绝少谈社会问题,但现在可以谈一点”,因此,讲台上的周国平充满棱角,他严辞犀利地批评当下的教育制度,批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失落,听众甚至从他口中听到“精神贱民”这样不带遮羞布的词汇。

　　周国平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想当精英的人太多,但是缺少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智者,他们应该与时代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看重事功,而是矢志不渝地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儒家的“修齐治平”他并不看重,“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谈到这方面,周国平显出一种骄傲,他目前的生活,不在大学授课,隐居在北京的闹市中,以书斋写作为生,实现着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境界。

　　因为翻译尼采,因为写出浸满人生智慧的哲理散文,周国平通过文字结友,并非是孤决的生活状态,与他交往的朋友包括有叛逆精神的崔健、有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人物王广义,还有被他点评为“极聪明果断”的智慧女人蒋雯丽,“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自己的一些人生问题,谈得都比较深”。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极少类型的写作者,周国平通过囿于书斋的写作,如何照亮别人生活或思考中的暗影?那应该源自一种数十年阅读、思考、写作修炼成的大智慧。对于写作、对于他所关心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等问题,周国平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周国平简介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他最初以翻译尼采著作出名。

　　1986年,周国平写成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堪称国内第一本正面评价和热情肯定尼采的著作。此外有学术著作随感集《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诗集《忧伤的情欲》、《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自传《岁月与性情》、《今天我活着》、《爱与孤独》等；译著有《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偶像的黄昏》、《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

　　周国平的散文长于用文学的形式谈哲学,诸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与超越等,探索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磨难,寓哲理于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以至于当今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谈中外哲学传统　

　　“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记者:中国当代作家中,像您这样直接写哲理散文且写成功的不多,而国外有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被称为“世界导师”,可是他拥有宗教的背景。您没有宗教信仰,又凭借什么去悟出困惑人类的那些基本问题?

　　周国平:具体来源有阅读有思考有感受。我是没有宗教背景,但是我觉得所有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实际上在人生智慧上是相通的。有门户之见的肯定不是大家,真正的“通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应该是相通的。

　　我家里有几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他就像曾经轰动一时的奥修一样,我并不认为他算得上顶级大师,他还有点浅。佛教、基督教的东西,我都会看一些,包括像《圣经》之类。我喜欢看“原点”,而不是看阐释性的东西,我更愿意从源头去体会。我发现所有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在人生问题上,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其实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源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在思考这两大问题,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佛教、基督教也是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最后想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共同的,不管结论、方式上有多大的差距,大的结论是一致的。比如灵和肉的问题,宗教或者哲学大家们肯定都得出一个结论:灵比肉更重要。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照料好灵魂”,照料灵魂是最重要的。或者用耶稣的话就是“天上的财富要比地上的财富重要得多”。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重视灵的生活。另外就是对死亡的坦然面对。

　　记者:作为北大哲学系科班出身,您的哲学写作如何站在这些大家肩膀上作新的发挥?

　　周国平:其实我很怀疑我有多少创造,无非就是一些读大师作品的读后感而已。相比古典大师,我肯定会加入现世的东西,比如说现代人的困惑会多一些,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这些问题,这大概是由一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决定。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关注内心生活的人,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人际交往。

　　我经常说,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对于爱情、对于财富、对于幸福、对于快乐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肯定是以经历为依据,但不限于经历。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苦恼、挫折,包括情感和人生遭遇上,我这些路其实走得并不平坦,有些曲折,我经历了3次婚姻。但是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面对自己的困惑,并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从翻译尼采的著作开始,是不是西方哲学对您的影响更大?

　　周国平:我特别喜欢尼采的写作方式,这首先影响了我。他喜欢用格言的形式写东西。他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思想不是你使劲想出来的,思想就像你在旷野上散步时,一阵风迎面出来,吹到你身上就留下来了,成了文章。

　　当然,尼采的思想也是非常精彩的,很有力量。尼采哲学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生命的健康,肯定生命的本能,生命本能是无罪的,权力意志从这里发展出来。尼采强调精神上的卓越和高级的文化,他认为这些来自于健康的、强健的生命本能,可以说是生命本能开的花。

　　应当说,西方哲学对我的影响比中国哲学大得多。我觉得西方哲学最精彩的两个线索,一是英国哲学,二是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的传统是从英国古典哲学家培根那时开始,到后来洛克、亚当·斯密这些哲学家所开创的传统,都是重视个人,把个人自由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勾勒了西方的政治哲学,就是法治,把个人自由当作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实际上,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根本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奠定的,一个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由此奠定法律和整个社会的基础、基本原则,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以罗素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比较平和,比较注重现世生活,不是特别进行终极追问的人,这是英国哲学家的特点。但是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进行终极追问,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家从古希腊如柏拉图时就开始了终极追问,形成了西方所谓形而上学的传统。柏拉图的思想以及后来基督教的思想都是一直这么下来的。

　　把西方哲学这两条线并列起来看,他们对人的精神结构的关注有两极:英国哲学传统关注个体,德国哲学传统关注上帝(关注最高价值),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哲学传统里缺失的。中国哲学传统对这两个端点不关注,而是关注中间的环节——重视社会,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儒学的传统,对于终极价值和个人价值较少谈论。

　　谈当代知识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您把自己每天一半的时间用来阅读,您会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吗?

　　周国平:基本不读。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非常可悲的是,他们不阅读,或者阅读非常有限,尤其对于哲学,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少能观照到人类的基本问题,大都浮在一种表面上。

　　我关注到的,史铁生的作品在讨论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多向的性趣和专一的爱情能不能两全,最后的结论是不能。

　　相比较而言,欧洲文学或者俄罗斯文学,他们的作家心里一直装着人类的那些大问题,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黑塞,他们关注人类精神世界,写作的时候也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软肋。

　　但我也一直认为,真正能比较圆满地写出人类困境的作品,仍应该是大部头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而不是我现在写的哲理散文。但我想,成功驾驭一部小说非常难,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有能力进行尝试。

　　记者: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缺陷,现在的哲学写作呢?或者整个中国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