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5月9日电：“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历史在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当代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立场以及对未来的信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究竟是随波逐流，还是应当作出历史和文化的回应？”哈佛学者黄万盛质疑。他说，“后者是哲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

    受南开大学哲学系之邀，日前，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黄万盛在南开大学进行了题为“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的演讲。在3天的主题演讲和座谈交流中，范孙楼的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黄万盛独到的见解与渊博的学识博得南开学子阵阵掌声。

    柏拉图典范和康德典范：两个有待超越的哲学典范

    演讲中，黄万盛以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关注的前沿问题切入，阐述了当代哲学精神性转向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条件。

    黄万盛认为，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大的哲学典范，就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典范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典范。这两个哲学典范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这也是两个有待超越的哲学典范。

    理性是柏拉图哲学典范所强调的核心，但是在柏拉图那里，理性是外在于人的世界，理性是高高在上的“太阳”。人只有在理性的照耀下才能够形成自己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人是受制于理性的。而康德则把世界区分为此岸和彼岸，把事物分为主体和客体。在柏拉图那里重要的是彼岸的真理；但在康德这里，此岸的真理被突出出来。主体性成为康德考虑的主要问题。

    而黄万盛认为，柏拉图典范和康德典范并非人类一劳永逸的智慧结晶，他们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于主客二分法的过分强调，致使我们不得不采用“非此即彼”的认知方式，从而斩断了事情之间深入复杂的联系。而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强调，在突出人的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助长了人类的狂妄和自大，导致人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奴役，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因此，“对于这两种典范的挑战和超越不仅是理论家的思想冲动，而且是当代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普遍要求”，而这正是当代哲学转向的内在动力。

    对科学技术的迷恋侵蚀了人文精神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蔓延及两者的互动互渗给传统哲学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黄万盛提出他的忧患。他说，为了追求发展、追求效益，科学技术被人类肆无忌惮地滥用，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一部分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转、不能再生的，虽然“技术对解决生态危机仍然有意义，仅仅靠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的”。必须通过诉诸人的心灵回归，通过人的心灵净化、境界培养和人格塑造，培养人对自然的情感与责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环境的关系，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唇齿相依、生生与共。

    黄万盛认为，全球化把以消费为主导的生活方式传入了四面八方，把许多不该以市场价格化的东西市场价格化，这使得人类的精神质量下降了，而消费则成为生活的主导，而“如果纯粹发展物质欲望，人与动物将没什么区别”。

    黄万盛着重分析了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他指出，全球化的时代，家庭正在逐渐失去其对孩子的影响，而网络与电子媒体对他们的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宰制性作用。“科学技术是不应当自主的，它应服务于人，因此必须‘以人为本’来审视科学技术，而不是简单地迷恋科学技术的无限的创造力。”黄万盛说，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向哲学家提出了挑战，为哲学典范的第三次转向提供了外在条件。

    哈佛大学：撑起人文精神回归的旗帜

    世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条件将促使其典范发生转向。黄万盛说，被哈佛大学一些哲学家命名为“精神性转向”或“价值性转向”的哲学第三次转向已开始出现，精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将重新回到哲学的主流中。

    他介绍说，哈佛大学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现了当代哲学的精神性转向。罗尔斯本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然而美国社会问题促使他思考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从而使他突破分析哲学的框架。在罗尔斯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更深刻的价值，那就是‘正义’”。

    “培养学生的深刻人文性是很重要的”，黄万盛以比尔•盖茨获补学士学位的故事为例子，介绍了哈佛大学对人文精神的重视。比尔•盖茨在哈佛没念到大二就出去打拼天下了。但是由于近几年，他成立了儿童基金会、妇女基金会等，在各种场合捐款。因此，哈佛大学董事会认为，比尔•盖茨已经成长为一个有人文性的人了，有了道德良知来面对世界了，符合了哈佛的人文理念，因此授给他一个“学士学位”。（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