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作为《武经七书》之一，在我国兵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中所少见。关于《六韬》一书的成书时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七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至今争论尚未平息。这里，对此分别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是姜太公自著说。《六韬》旧题姜太公著，并且自始至终是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蒋伯潜《诸子通考》据此认为，《六韬》成书于商末周初。笔者认为，姜太公本人既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又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和齐国政权的创建者，对于军事理论，确应有不少言论并被后世之言兵者所推崇。但今本《六韬》似乎不可能是商周之际的作品，仅从书写条件来看，那个时代就很难完成这种篇幅的兵书。

　　二是魏晋以后人假托说。《六韬》书名在《隋书·经籍志》“兵家”类中始见著录，而在《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却没有，仅在“儒家”类中著录有“周史《六弢》六篇”。明清一些辨伪学者就质疑其为魏晋以后人假托。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指出：《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自汉代以来，《六韬》一书一直在流传着，并无另外名叫《六弢》的书同时存在。因此笔者认为，颜师古的注解是正确的，《六韬》绝非魏晋以后的人所作。

　　三是楚汉之际作成说。由于汉代以后《六韬》已有著录线索，而先秦时期其来源不明，宋代罗泌于《路史·发挥·论太公》中提出：“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代崔述也说：“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笔者认为，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与《六韬》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都是先秦兵书，《六韬》当也不例外。在《淮南子·精神训》、《庄子·徐无鬼》和《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中，分别提到了《豹韬》、《六弢》、《太公阴符》都可作为证据，说明《六韬》并非成书于楚汉之际或汉代。

　　四是秦代成书说。《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述，秦末“圮上老人”授给张良《太公兵法》。今人张烈认为此《太公兵法》不是《三略》，而是《六韬》。至于《六韬》之名，是张良在整理兵书时所改定的。笔者认为，《六韬》书中多次提到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作战方式和他们之间的配合作战，其中车兵的地位被放在了首位，其次是骑兵，步兵则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秦代或楚汉之际军队构成及战争的实际情况不符。

　　五是春秋时期成书说。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对《六弢》的作成时代记载了三种他自己也不敢确定的说法：“惠、襄之时，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其中“惠、襄之时”与“孔子问焉”均属春秋时期。陈青荣《〈六韬〉书名辨析》因此认为，《六韬》“乃是齐桓公复修太公兵法时整理周室旧档案中的太公言论而成”。笔者认为，首先，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骑兵的大量使用及车、步、骑三大兵种的协同作战开始于战国前期，而广泛应用于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前326—前299年在位）时期，《六韬》中已有这些内容，述作应与此同时或稍后。其次，从篇幅、结构、文字特征以及军事思想等方面看，《六韬》都与战国时期的诸子书接近。战国兵书《吴子》、《尉缭子》中均有类似内容，它们的成书时间应相去不远。

　　六是战国后期成书说。在对前面五说的批驳中，从书写条件、著录情况、出土线索、文献引征、典型用语、篇幅结构、文字特征、军事思想、铁兵器使用、军队训练法等方面考察，孔德骐《六韬浅说》提出“《六韬》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后出的不少作品都赞同此说。笔者认为，此说虽然比较接近事实，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六韬》成书于战国中晚期。

　　七是战国中晚期成书说。笔者认为，《六韬》应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主要根据有四：第一，《庄子·徐无鬼》中女商以《诗》、《书》、《礼》、《乐》和《金版六弢》游说国君，这是其书作成于战国中期的佐证。刘宏章《〈六韬〉初探》也有相近看法。第二，在前述班固记载的三种说法中，似以成书于周显王（前369—前321年在位）时较为可信，这个时期属于战国中晚期。第三，《六韬》书中多次提及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作战方式和他们之间的配合作战，其中车兵的地位被放在了首位，其次是骑兵，步兵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战国中期至晚期的历史实际完全符合，而战国后期车兵的地位已有所下降。第四，我们判定一部书的成书时代，应同时考虑它的述作者。大家公认，《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而齐威王在位时间（前357—前320年）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基本吻合，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编写兵书的知识和才能。因此，笔者认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