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记》（上下册）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1893～1988）与弟子、朋友、政治人物、学界人士的往来情形，在此书所收录的信札中均得到很好地体现，令人回味。记者专访了梁漱溟长子梁培宽，请他讲述其父与那些风云人物交往的故事。

　　与冯友兰　理解但不一定赞成

　　冯友兰跟我父亲的交往，是从我父亲1917年到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概论》开始的。那时候，这门课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冯友兰先生也听了。

　　1955年，《人民日报》开始批判我父亲，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后来，我父亲跟他的交往还是很多。

　　1972年春，批林批孔刚要开始的时候，我住在学校，父亲住在城内，有一次去冯先生家里，就在他家吃午饭，两人边吃边谈，吃完饭还谈了很久。离开他家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临分手的时候，冯先生背诵了《论语》的一段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冯先生忙着批孔之后，因为父亲只赞成批林，反对批孔，所以，两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交往，由是多年。

　　1985年12月冯先生90岁生日家宴前，他的女儿宗璞先生电话邀请我父亲参加。我父亲接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父亲一听是冯友兰请他，很不高兴，说不去，就把电话给挂了。随后又给冯写了封信，说明为什么不去，就是觉得你批孔，对江青献媚。后来冯先生12月6日又写了封信来解释，并寄了他的《三松堂自述》，里面特别是在批孔的问题上冯先生有检讨，承认他有哗众取宠之心，当时为了讨好所谓革命群众，讨好领导，说了一些违心的话。

　　父亲看了这本书后，开始原谅他，11日又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和他面谈。后来，冯先生就由宗璞陪着，到我父亲住的地方。事后我知道，两人见面，讲话的主要是宗璞，她讲话很直率，替冯先生辩白。冯先生本人反而没有解释，我父亲听着，当时也没有再说什么。彼此之间心里大概有了一个默契。这个事也就算过去了，算是一段历史插曲吧。

　　与张申府　贫贱之交不可移

　　我父亲和张申府是顺天中学的同学，大概是同时毕业。毕业后，张申府先生到北大读书，我父亲就到北大教书。1917年，张申府先生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当时我父亲常常找他交流。

　　1920年，陈独秀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和李大钊一起参与了组党工作。1925年1月，因为和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产生争执，张申府一气之下就退党了。之后，他就跟政治活动远了一点。而我父亲已经离开大学，这时候就彼此联系少了。

　　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杂志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一些偏左的同志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

　　尽管张申府不得志，但我父亲照样跟他交往。“文革”期间，父亲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与张申府还是经常来往。“文革”结束后，两人往来仍然很多。可以说，他们俩的友谊保持了一生，直到张申府先生1986年去世。

　　与艾恺　不愿被误解，亦儒亦佛

　　汉学家艾恺是哈佛大学博士，几个中国代表团在尼克松访华后陆续赴美，艾恺充当中文翻译。1973年，艾恺夫妇造访中国，他向中方提出希望可以同我父亲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他没能见到我父亲。

　　1979年，艾恺研究我父亲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时，中国的政治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父亲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有了舒适的房舍，我父亲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于是想办法与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艾恺联系。他让学生给艾恺捎去口信，希望与他见面。

　　后来，艾恺天天一早便到我父亲家拜访，两人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两人谈了15次之后，艾恺最惊讶的，是我父亲并没有放弃他的佛家思想，在《最后的儒家》中，他把我父亲从各方面都描绘成是一个受孔子思想影响很深的人，言行都符合孔子的教导。他这样写，是因为我父亲曾经表示，从1921年起，我要过孔家的生活，放弃佛家的生活。而实际上，思想上他并没有放弃。所以，父亲跟艾恺说，你说我是儒家，说我是佛家都可以。因为他一直不甘为学者，对于世间的事，他总要参与，不愿意做一个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