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瓷器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漆器与茶的缘份就显得浅了。

茶乃南方之嘉木，漆亦为江南之特产。远在东汉晚期瓷器发明之前，漆器已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人们已掌握了髹漆工艺。而楚汉漆器的丰富多彩，更展示了当时制漆业的灿烂成就。

我国的茶文化，自汉代以后，开始慢慢兴盛起来。从文献记载看，汉时王褒《僮约》已有“烹茶尽具[酉甫]已盖藏”及“武都买茶杨氏担荷”语。晋代杜毓则撰有《[艹舛]赋》一篇。及唐宋圣茶仙们独钟瓷器，视漆器若无睹。出土文物也表明，崭露头角的东汉青瓷已能生产出多种类型的饮茶器皿。可以这样说，漆器天然不是茗饮之具，而茗饮之具天然是瓷器。

这种漆、茶无缘的情况，与古人对漆器及饮茶有着客观科学的认识有关。漆器虽然能髹饰雕琢出绚丽的画面和玲珑的图案，但对人体具有刺激腐蚀作用，在一百度高温下，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而饮茶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清纯自然。两者如同水火。但也有例外。这里介绍的二件茶壶，均出自清代著名制漆匠师卢葵生之手，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高超的制作技艺和典雅的审美追求。不过这两件茶壶是实用，还是仅供观赏，就难以考证了。

卢葵生，名栋，生活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扬州。当时的扬州经济繁荣，百工云集，文化艺术盛极一时。卢家世业漆工，祖父映之，父慎之，均制漆名手。钱泳《履园丛话》，有云：“大而屏风、桌、椅、窗槅、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家庭背景，给卢葵生以丰厚的滋养。顾千里在《漆沙砚记》中称其“尤擅六法，优入能品，交游多文学之士”。因此凡是他创作的漆器，无不有很高的艺术鉴赏价值。这二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漆茶壶，以锡为胎，巧妙地借鉴和模仿紫砂茶壶的造型和装饰，漆茶合璧，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其一，角屑灰锡胎漆壶，通高12.5厘米。漆灰中掺有牙质或角质沙屑，从而使褐黑色的漆皮表面呈现出黄白色的碎点，灿若繁星。壶身正面刻四言铭文四名：“读得意画，赏及时花，竹炉细煮，聊试新茶”。背面刻“坡雪斋茗具”，及署款“小石铭，湘秋书，葵生刻”。

其二，梅花纹钢胎漆壶，底径14.2厘米。由于先在锡胎上敷黑色漆灰，然后再罩上若干道紫漆，故而刻器从形制到色泽，皆酷似紫砂茶壶，若非细察，几难分辨。壶身一面刻划梅花纹，因漆层丰厚，刀痕很深，颇具钝拙老辣的趣味。另一面刻四言铭文：“竹叶浅斟，梅花细嚼，一夕清淡，几回小坐”，落款“葵生”和镌“栋”字小方印一枚。

卢葵生生活的时代正当制壶名家陈鸣远之后，许多文人雅士都参与制壶，自篆自刻上诗书画印，所谓“字随壶传”，“壶随字贵”。而这种风气也给卢葵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从这二件仿紫砂漆壶看，卢葵生对紫砂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尽管借壶铭点明主题，是受陈鸣远等的影响，然而在壶形设计和表质处理上，却避免了陈氏的那过于精细，“不免纤巧”的弱点，而以大彬壶为旨归，追求古朴稚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