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古史辨》的出版，引得几十位学者加入到古史学的研究潮流中，也让顾颉刚声名鹊起，成为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盛名仿佛一夜间从天而降，顾颉刚不仅一下子从助理教授升为研究教授，与鲁迅等知名教授同室办公，还赢得了同行的盛赞。

　　不仅傅斯年从德国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连顾颉刚的老师胡适也赞顾颉刚说：“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顾颉刚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不仅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但与其学术上的成就有着巨大反差的是，顾颉刚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为。在家中，顾颉刚曾连给病中的妻子改善一下居室环境也办不到，同时让妻子的病情因延误治疗而撒手而去。

　　1911年，顾颉刚与原配夫人吴徵兰结婚。1917年，吴徵兰受春寒后患上结核病。求学在外的顾颉刚得知吴徵兰患病后，一再写信催请长辈准予妻子去医院治疗，但长辈们置之不理，对此顾颉刚也只是苦恼一下而已，便无奈得再无作为。

　　在顾颉刚七岁时母亲病逝，而父亲长年奔波在外，是祖母把顾颉刚带大的，一直到18岁结婚之前，顾颉刚都是跟着祖母一床睡觉。

　　祖母对顾颉刚虽有慈爱的一面，但在家庭教育上与母亲一样，是极其严厉的。顾颉刚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也许是严厉的家庭教育对顾颉刚的个性的形成有着太深刻的影响。1918年，吴徵兰病危时，据说顾家仍只求仙方、服香灰治病。当时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对妻子的病情得不到治疗，顾颉刚仍是做不到和长辈据理力争，只是忍气吞声地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病魔夺取生命，而为此独自苦闷和失眠，1918年6月中旬，因为妻子的病顾颉刚患上了失眠症，提前休学回家。

　　“他希望将妻子送入医院，即使无法挽救，也算尽了一份心意，却被长辈斥为‘多费’。病人怕烟怕热，他提出一些改善居室环境的建议，也被阻止。对此，他愤懑之极，也无奈之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1918年8月初，吴徵兰因病情被延误治疗而病逝，为顾颉刚留下了两个女儿，顾自明和顾自珍。

　　早在吴徵兰病重时，据说顾颉刚就曾“屡有殉情之思”。在妻子去世后，甚至“发誓不续娶”。

　　从顾颉刚的日记来看，顾颉刚也确实挺痛苦的。“徵兰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仰。噫，我心真碎矣。”

　　但是，顾颉刚是否真的未再娶呢？事实上不过几月，顾颉刚就与第二妻子订婚、完婚、度蜜月。吴徵兰1918年8月去世，顾颉刚与殷履安1919年5月就结婚了。变化之快，让他人匪夷所思。顾颉刚为何这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誓言？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顾颉刚先生的前两次婚姻》中说，这是因为“祖母和父亲都对他垂泪相劝：家中数世单传，所寄望于先生的，首先在于嗣续。面对长辈的垂垂老泪与殷殷期望，先生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先生思忖，既迟早必娶，而疾病、学业不可久延，不如速娶可以蕲生。然而回顾自己在病床前的申誓，每每心酸垂泪，觉得愧对徵兰。此时一些亲友开导他，谓存高远之志者不因儿女的旧情所误。于是他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了。”

　　对顾颉刚在家中的这番作为，让女儿顾潮也评价他说：“即使父亲具有天生独立的、叛逆的个性和日益增长的学识，即使他在最高学府中能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樊笼里他只是一个无助的囚徒，对于长上只有孝敬和服从，却难以反抗。”

　　顾颉刚自己似乎也有自知知明。“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罢了罢了，既然我们的顾颉刚先生明白自己的优缺，我们也就不怪他遗忘那让他有殉情之思的的婚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