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中国学”亦称“近代日本汉学”，主要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也包括部分其他人士的中国研究。日本近代中国学出现于明治维新后约20年，大体与日本的国粹主义同时兴起，在思想上属于对前段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思潮的反思。它反映出日本学界开始不满足于被视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要展示日本文化的“异别性”；同时又要排除传统汉学所象征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以“他者”的立场和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趋势和取向。

    日本近代中国学起先包含较多的西学元素，尤其深受兰克学派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运用环境论、社会学、人种学与民族学的方法，对中国的地理环境、种族起源与民族关系、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加以研究，产生了一批宏观的“通史”、“文明史”、“开化史”等成果。进入20世纪，又逐步深入到各种专门史、专题史和地域史研究，包括大量的文物、物产、商贸和“惯习”调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日本元素越来越占据指导地位，在思想上因日本国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不少人成了“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背离历史科学的基础原则，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

    由于交流和认识需要时间，中国学者对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了解和回应，经常是在5—10年之后。而且中国学者的这种回应，既可能受到日中两国现实关系状况的影响，也必然针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不断演变的主流动向或基本内容，同时还与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逐步变化有关。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回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倾听”、“移植”到重建主体性，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平行发展并互相影响，再到最终“批驳”和拒斥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大举进入“南满”为止。在此期间，面对先行一步汲取西方史观和史法而出现的日本史学作品，如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二稿改名《史学通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白河次郎等人的《支那文明史》等具有“通识性”、体例新颖的史著，中国学界表现出自愧不如的倾听和学步之势。从1899年起，东文学社、广智书局、普通学书室等开始大量译介上述日著通史、文明史之类著作，并用作学校教科书。从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到年仅十余岁的中学生吴宓，均交口称赞上述诸书为“新学说”、“新眼光”，而“皆足备览”，使人“获益良多”。梁启超1902年所写《新史学》，观点和理论多直接取自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章太炎在1903年计划编写中国通史，夏曾佑、刘师培各自编出“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明显受到日本近代中国学相关史著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1907年以后到1931年以前。此期间中国政治与思想界风云激荡，学习欧美的势头逐渐超过清末的举国“师法日本”。1907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东京撰文，批评趋新中国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总结出中国学术“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根性”（《民报》第14号《答铁铮》），强调借鉴他人时不能迷失自我。1910年，章太炎又公开发表致罗振玉长信称：“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而尤“好附会，任胸臆，文以巫说”。告诫中国人不应“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尤不必“妄自鄙薄”，对日本汉学“更相宠神，日绳其美”，“奖藉泰甚”。他还尖锐地指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学林》第1期《与罗叔蕴书》）。或许章氏是最早点破日本的部分中国研究与其侵华意图之关系的人。

    强调学术独立，重视作为民族共同记忆的历史的本土书写，并不意味着阻断正常的思想和学术交流。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的国粹主义，就受到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的国粹主义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国粹学报》初办时反复提到日本志贺重昂、三宅雪岭等人的思想主张。章太炎、刘师培在研究《春秋》和《左传》时，也注意到日本星野恒等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稍后柳诒徵撰写《历代史略》，明显对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有所借鉴。

    尽管日中关系在1915年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日趋恶化，但中国学界对日本诸多真正学者如老一辈的重野安绎、三岛毅、林泰辅、藤田丰八，稍晚的狩野直喜以及更年轻的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等人，仍然非常友好，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当时中国学者对待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的态度尤其值得一提。内藤湖南不仅率先研究甲骨文、敦煌学并取得了成就，还最早对中国历史作“上古”、“中古”、“近世”的划分，提出了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中国学者高度重视内藤的“宋代近世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当时讨论到相关问题的著述，都引用其言而不掩其功。在日本有“最厌恶支那的支那研究者”之称的桑原骘藏，在1910—1920年间曾热衷研究中国的宦官、发辫，以及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妥协性与猜疑心”等“劣根性”问题。但他的《东洋史要》因王国维的推崇而依旧流行，加之桑原对东西方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很有造诣，陈垣等著名史学家对他也很赞赏。

    从20世纪30年代之初到40年代后期是第三阶段，此期间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有意拒斥，若干研究呈现为针锋相对之势。此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逐步深入和政策导引，很大一部分日本近代中国学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服务于侵略中国的目标。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包括《支那无国境论》、《支那非国家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等奇文在内的《近代支那论》。同时从日本近代中国学中派生出的“满洲学”突然窜红，箭内亘、池内宏、中里介山等人在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的精神支持下，发起“研究”所谓“异民族统治支那史”。这一切用意均在解构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志。

    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等文中曾揭露这些日本“学者”的伎俩和用心，提醒国人警觉。在此前后，北京史学界发行的《禹贡（半月刊）》，南京史学界出版的《史地学报》，都曾高度关注东北以及整个北部的史地问题。傅斯年撰《东北史纲》，萧一山撰《清代通史》，金毓黻赴日本搜求东北史地文献并写出系列论文。郑天挺写出《满洲入关前后若干礼俗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等十余篇论文（后合为《清史探微》），并表示爱国的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这种立场和态度也是当时绝大多数爱国学者的共同表现。（袁咏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