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7日，这颗“仍然非常好用”的大脑停止了思考，而他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九十年春秋。

投笔请缨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赵俪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两年后，未等毕业，清华大学大三学生赵俪生，就主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赵俪生，1917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他高中时就开始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人的书》，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逐渐走上新文艺的道路。1932年，赵俪生在《胶济日报》上以“枕秋”笔名发表白话诗《小羊》、《小小的白帆》；次年，与另外六名同学组织“浪花文学社”，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人称“浪花七君子”。

　　18岁时赵俪生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同班同学中有王遥、韦君宜等人。“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回忆道。作为接受过“五四”熏陶、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清华时，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赵俪生还旁听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课，受闻一多影响最深。在中学读书时，赵俪生就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他在文章里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俪生发表《混着血丝的记忆》，登载在上海《文艺复兴》上，深情哀悼，并谴责反动者的罪行。

　　清华三年，赵俪生继续他高中开始的翻译爱好，第一篇译作是华兹华斯的诗《我们是七个》。1935年和1936年，赵俪生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孤独》，并发表了几篇小说。

　　倘若国家太平，赵俪生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或作家。然而，日本侵华使得“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早日驱赶敌人，赵俪生把“新文艺”梦想藏于心底，毅然投身山西抗日队伍。

　　在山西，赵俪生是第二战区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曾任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员。期间，他结识了同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下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工作的高昭一，不久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68个春秋。

　　打游击期间时有凶险发生。婚后，赵俪生到山西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有一次，他和高昭一等人奉命赶往碛口，途中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尖兵报告：“敌人已超过我们前头五里，也往碛口进军。”部队不得不取消碛口之行，迅速转入山区。就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在王老婆山上三角地带，许久才转危为安。

　　1938年3月初，为保全实力，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计划遣散非战斗人员，把赵俪生、高昭一等五个知识分子介绍去延安进修。在孟门古渡口渡黄河时，赵俪生乘坐的筏子被水冲散，护送他们过河的一个侦察连长一手拉着赵俪生，一手拉着高昭一，在岸边接应的老乡指挥之下，幸得脱险。

卸甲治史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出家”。

　　1939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生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周围有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通信被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过程。

　　为了研究史学，赵俪生开始“追补”史学基础。

　　说起追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31年7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第七，但数学只考了45分，这让自尊心强的他很难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学。“我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年，赵俪生的数学已经经常考90多分了，有时甚至考满分。

　　从此，赵俪生养成了追补的习惯，在学习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的过程中，以及“文革”后期学习法语，他都用了“追补”的方法。

　　赵俪生白天要教书，就选择晚上搞研究。在陕西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要讲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亮到晚上10点，10点以后，赵俪生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偷偷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赵俪生对史学研究极其投入。三女儿赵絪回忆，父亲会就一个题目思考很久。他先查阅大量资料，然后跟母亲讨论，有时通宵达旦，“父亲擅长宏观把握，而母亲会在细节上说出启发父亲的意见。”经过这些准备之后，赵俪生进入写作阶段，“他写论文都是一挥而就的，从不修改第二遍，只是在需要时改动一两个字或标点。”写好后，赵俪生把论文往信封里一装，然后孩子们迅即拿到邮局投递。而写完一篇论文的赵俪生，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得先大睡一觉，然后再休息好几天。

　　1946年底，赵俪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应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1947年，他在天津《大公报》胡适之主编的《文史周刊》上发表《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与胡适、陈垣的论文在同一版面。这篇论文成了他的学术“成名作”，当年夏天，他被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筚路蓝缕

　　1949年10月，赵俪生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文不断被引用，“这是研究新史学绕不过去的一篇论文。就凭这篇论文，赵俪生在中国新史学里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兰州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汪受宽教授说。

　　当时的新史学被另一史学大师向达称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五大问题。赵俪生的学生秦晖说：“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使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1950年，赵俪生到山东大学任教。凭借才智悟性与勤奋，三十出头的他即跻身山大

　　名教授之列。

　　初到山东大学，赵俪生就开出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程，为全国首创。当时高昭一是赵俪生的助教，夫妇俩全身心投入工作，寒、暑假都从没休息过。三五年内，他发表了十余篇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1954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在此前后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这一时期赵先生形成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秦晖说。

　　汪受宽说，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发凡的影响，还在于他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其中以孙达人、孙祚民最为知名。他们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左”、“右”学派的代表，使农民战争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成为一门显学。后者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前者把赵俪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反攻倒算”说，轰动一时。

　　1978年，赵俪生开始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这是他农民问题研究的深化。虽非“开山”，但他在这一领域20余年的耕耘，成绩人所共知。

“五绝”教授

　　“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如是评价。

　　据家人讲，赵俪生在讲课前，都要闭门备课。每次讲大课以前的准备，高昭一用“如临大敌”几个字来形容。

　　“俪生先生讲课的气势和激情，以及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确实是一门艺术，是难以企及的，应该总结出一本大书。”在山东大学听过赵俪生讲课的赵淮青说；著名学者蓝翎回忆，有一次听先生讲课后，他兴奋不已，模仿先生讲课的神态，两手平伸，双目前视，大声直呼：“回到康德那去吧！”恰好被赵俪生大女儿赵绛听见，回去在父亲面前学了一遍，赵俪生并不气恼，而是给了蓝翎一个“调皮鬼”的评语。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学校领导，连续听了赵俪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江隆基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我上课是理论派和考据派的折中使用。我教课的特点是，每教一段，先对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总述，我在备这一段总述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工夫，有时候要翻二十四史里的很多东西，把脉络理清楚……既有考据又有理论，学生很喜欢。”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金雁是兰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方向的研究生，她回忆说：“先生上课时极投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你会感到他深深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里，是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听众。听他的课时，我脑里总会闪过一个念头：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