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学科。

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一名称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不过当时仅仅指敦煌文书而言。

时至今日，敦煌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主要是揭示敦煌、河西及至我国古代社会、中亚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等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为研究我国古代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典型。樊锦诗先生这样说：敦煌莫高窟以汉地文化为基础,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地吸纳了多种文化,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敦煌学

敦煌学自２０世纪初兴起，其内容涵义不断发展充实，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深入。

据《敦煌莫高窟》官方网中有关研究文章介绍：敦煌学最早开始于清朝末年。当时，只是对零星见到的数十件敦煌写卷加以收集、刊布及校释，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也仅仅是刚刚起步。经过不到１００年的时间，目前已发展为由１２个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对敦煌建置史、兴衰史、政权更迭史、美术史、文学史、佛教史以及敦煌历史地理、敦煌民族、敦煌社会、敦煌民俗、敦煌教育、敦煌历法、敦煌医药、敦煌民间借贷租佃等方面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上述诸项目除其本身的学术意义外，集合起来基本上展现出一个可以感觉、触摸的古代敦煌地区的立体存在。为我国古代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典型，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这种局部地区典型，论其延续年代之长、视角范围之广、细节了解之多，还没有能超过敦煌地区的。

现在的敦煌学，是指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科性的学科。

三个阶段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指敦煌文书），廿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对敦煌学的起始，人们都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人以敦煌文书的出版最早始自罗振言而将罗称作敦煌学的创始人。也有人将曾在所出版的《缘督庐日记》（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就详细记载过敦煌文物价值的清政府地方官员叶昌炽作为敦煌学的滥觞。

据《敦煌莫高窟》官方网中有关专家著文：从敦煌学近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看，经历了３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００－１９４０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敦煌文书的研究占主要地位。”  专家指出，随着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石窟、敦煌文书震动了学术界。“这个阶段，中外学者从事敦煌学的研究风靡一时。”

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敦煌文书研究领域的扩大。其中刘复的《敦煌摄琐》和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出版，就是标志。与此同时，对敦煌文书中经、史、子、集古籍的整理研究以及佛教等宗教经典的整理研究仍在继续，研究领域明显到敦煌文书的文学、语言等方面。

“在文献的研究上，我国有了自己编著的规模较大的敦煌文献目录。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学的书籍。”

ｌ９４０－１９４９年被研究者认为是敦煌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不仅有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展了对敦煌石窟、敦煌遗迹的研究。”

从１９５０年以后至今，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研究者称之为敦煌学的第三阶段。

《敦煌莫高窟》官方网相关资料表明：这一阶段在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遗迹等方面的研究中均有重大进展。

在敦煌文书方面，出了一大批有关敦煌文书研究的书籍。《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敦煌资料》等各类文献相继出版，国内敦煌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敦煌学的特点

作为一门新发展的学科，敦煌学有着很鲜明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

据《敦煌莫高窟》官方网有关资料记载：敦煌学的研究领域、范围就是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宗教、艺术、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思想、科技、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十几个学科。“这恰好反映了敦煌学的特点。首先是多学科性。敦煌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很多，不仅包括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也涉及到自然科学。敦煌学可开拓的领域是很广阔的，这是由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有研究者认为，敦煌学不是边缘科学。这些内容之间也不是交叉的。

敦煌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因地名学”。研究者认为：地就是敦煌，敦煌就成了敦煌学特定的时空范围；特有的内容风貌，就成了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学科，而只有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内容之一，敦煌文学就是敦煌文书中的变文、诗赋曲子词等等。它与敦煌学的其他内容有着内在联系，反映了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风貌。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内容之一，敦煌文学和其他中国文学区别也就在这里。”（本文参阅并引用了《敦煌莫高窟》官方网中相关研究文章及史料）

大师足迹

在敦煌学的发展进程中，处处有大师的足迹。张大千就是最有代表的一位。据学者陈垣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因以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境界。”

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我国学者就纷纷亲临敦煌学的故乡敦煌，研究石窟、临摹壁画、考察史迹（敦煌郡县、两关遗址、长城烽燧、古墓塔寺等），对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把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发掘考证，这是敦煌学研究方法上的首创。 

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是在这一时期。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３０年代“敦煌学成为一个名词”，那么４０年代“敦煌学成为国际汉学家所公认的一门显学”。   

据有关专家介绍，对敦煌石窟的研究是４０年代敦煌学的显著特点，打开这个局面的仍是我国学者。

据《敦煌莫高窟》官方网中有关资料记载：１９４２年，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敦煌实地考察研究，其中有历史考古和美术工作者。向达、阎文儒、夏作铭、谢稚柳、何正璜、傅振伦等人先后来到敦煌，打开了敦煌石窟、敦煌史地研究的局面。

在壁画的临摹、研究方面，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先后来到敦煌石窟。

１９４１年２月，张大千由成都携带５００公斤行李，乘飞机到兰州。借助部队一连骑兵，护送到敦煌。实地查看后，先生深为艺术宝库的丰富而惊叹，也为宝库的损失而痛心。就在当年７月先生离开敦煌，去青海西宁塔尔寺，聘雇了昂吉等５个喇嘛，带着勤杂人员，连同工作、生活的器具，一行驴车达７８辆之多，第二次进入到莫高窟。张大千先生当时主要的工作是临摹壁画。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生活条件和临摹条件都很差，窟内光线不好，他们一手持蜡烛，一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有时躺卧。就这样辛苦工作了两年多，随后先生一行又到安西榆林窟，两地共临摹壁画２７６件。先后在兰州和四川展览，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