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汉书·司马迁传》里说的“太史公”，是指的司马谈。司马谈年轻时向一个叫做“唐都”的人学习天官，这个“方士唐都”后来参加了汉武帝元封年间的著名的“太初历”制定工作。什么是“天官”呢?“天官”就是根据日月星相预测吉凶之人。司马谈后又学习《易》与“黄子”，这里说的“黄子”应该是指的那些汉初信奉黄老道术的知识者。西汉初，黄老道术十分盛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历史资料小编一起往下看。

《史记·太史公自序》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战国时代，中原一带曾经流行过一种叫做稷下黄老的学派，内涵主要是神仙方术和养生学。什么是汉初的“黄老道术”呢?根据1970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文物情况情况看，汉初，西汉社会十分盛行养生道术。而且，《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黄帝内径》这部养生医学典籍就已问世，同时，汉初又盛行天文历法知识。

由此可见，西汉初期的“黄老道术”，应是指的一种夹杂了天文、数学、医学、养生、历法、春秋、刑名、老子和法家等综合理论元素的治国理论。出土于马王堆汉墓中的《黄老帛书》，究竟成书于何时，现尚无定论，许多学者认为这部《黄老帛书》，其实就是流传于后世的《黄帝四经》。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其理由，因为，《黄老帛书》与《黄帝四经》中的不少章节名称和内容，的确多有相同之处。

西汉以降的史籍对西汉时曾经一度风行的“黄老”内涵的记载大多语焉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遗憾。现收藏于《道藏》中的《黄帝四经》中有“【经法】：道法，国次，君正，大(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十六经】：立命，观，五政，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称】;【道原】。”等篇章。

其与1970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黄老帛书》中的“【经法】：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十六经】：立命，观，五正，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名刑;【称】;【道原】。”等篇章相比，在名目内容上基本上大同小异。只不过，现收藏于《道藏》中的《黄帝四经》中的“【经】，【十六经】，【称】，【道原】”四章节段与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之中的《黄老帛书》相比，有个别脱字而已。

在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年一前105年之间)，司马谈见学者们好读书不求甚解，于是，他很痛心疾首，他就决定梳理清楚当时很混乱的各家学派的知识情况而作了“六家要旨”。“六家要旨”全录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之中，应该说，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评论文献，也是后来许多中国学子用以区分中国先秦各家学派的主要依据标准。但这也证明，当时的太史公司马谈的主要成就，并不是著作春秋史，而是思想史评论。即使如此，司马谈作“六家要旨”也不是他的“太史”职能，应是他的业余之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史书的记载依据推论，后世许多史家都认为司马谈可能死于汉武帝元封元年，所以，司马谈在“元封之间”做“六家之要指”，也应是在元封元年。史载：“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 即，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初年至元封年间之间出任“太史”职。“太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官呢?太史令、丞，属于太常下属的职官。

汉武帝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中又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代的“太史”职官职能，就是占星观气象，以协助太卜预测战争或政治的吉凶。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不是记载评说历史的史官，应是观察天文的天官术士。其实，两汉时代的“太史”，都是朝廷中专门负责观星望气和协助朝廷预测吉凶的天官术士，并非记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的史官。

司马迁自己对“太史”的职能也说得很明白，他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由此可见，由于一些后人没有注意到司马迁对“太史”职能的自白，他们看着司马迁父子头上的“太史公”字样，就望文生义地以为司马迁父子生前是什么专职记载和评说人文历史的史官了。

关于“太史公”与“太史公书”的问题。司马迁屡屡在《史记》中提及的“太史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后学史家历来质疑甚多，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孝武本纪》集注中各家关于什么是“太史公”的说法，谁更准确呢?东汉的张衡也是太史令，《后汉书·张衡传》的注解中有“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也。”一说。应该说，《后汉书·张衡传》注解中说的“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也。”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因为，说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显然是言过其实的，这是说的春秋以前的太史职官的职能范畴了。不过，根据史书记载，司马迁被处以腐刑以后，他又被汉武帝任命成“中书令”，而“中书令”这个职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所以，汉武帝时期的“太史”职，又可能是皇帝的天文顾问和秘书职务。

《史记》韦昭认为，“太史公”这个说法，仅仅是司马迁外孙杨恽对外祖父司马迁和外曾祖父司马谈的尊称，应该是有道理的。比如，汉文帝时期的太仓令淳于意，后人说他的故事时，往往是将他与他的女儿缇萦为他鸣冤的事件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后世史书在谈及这对父女故事时，就不直称淳于意，而是将淳于意称之为“淳于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谈及淳于意故事时，还直接称呼他的名讳，但在《汉书》中则不再直称淳于意的名讳了，而只称呼“淳于公”了。

由于《汉书》成书于东汉孝文化盛行时期，所以，凡是论及长辈和晚辈的故事时，《汉书》就开始避讳长辈的名讳了。因此，说后世人延续司马迁外孙杨恽的称呼，将司马迁父子的著作称之为《太史公书》，是说得过去的。根据桓谭在他的《新论》之中的说法，“太史公书”也可能是因为汉武帝元封年之前的东方朔在阅读司马谈所著的手稿时，他出于尊重司马谈的原因而随手在书稿上手书了“太史公书”字样，之后，“太史公”一说就流转于世了。

因为，司马谈的年龄肯定大于东方朔，也比东方朔更早出仕为官，司马谈应是东方朔的长辈。笔者认为，“太史公”这个说法，还是应以桓谭的说法为准，一是因为桓谭本来就是西汉末期人，二是桓谭本是跨西汉和东汉两朝的大学者，他的说法，应更加可靠，至少，他的说法代表了东汉初期的学人们对“太史公”一词来源的共同看法。后世的《史记》疏解注释家们，毕竟是在跨越几百年以后说事了。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桓谭此说，也是后学根据散落文献而记载于后人所重新编撰的《新论》之中的!桓谭的《新论》可能在南北朝或隋唐时代就已残缺不整了。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个情况，即，两汉时代，说司马迁父子所著作的史书名称为“史记”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在两汉时代，“史记”这个说法，是定指西汉以前的史书的流行说法，有些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历史文献”的意思。比如，《汉书·司马迁传》就说：“而迁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鐨之书。”这里所说的“细”做收集梳理讲。

由此可见，当时的司马迁在国家图书馆的“石室”中所查阅的历史文献资料，就被司马迁统称为“史记”，所以，两汉时代，人们不可能将“当代人”的司马迁父子所著作的史书与西汉以前的“史记”混淆不清。而且，根据西汉末期的扬雄在他的《法言》中多次提及司马迁著作的时候，他都是以“太史公、太史迁”一词去定指司马迁著作的，这说明，至西汉末期时，人们都还是以“太史公书”去指意司马迁父子著作的史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