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盛，原籍山东费县，1937年11月生于哈尔滨市。自幼喜欢读书，酷好古典诗文。他于1958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对南明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61年与谢国桢书信往还。1963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1968年毕业并任教于哈尔滨第69中学，进行文史知识的学习、积累与研究，这为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奠定了基础。1978年调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受谢国桢影响而转向东北史研究。从1980年开始，专攻流人史研究。罗继祖誉其《东北流人史》“诚为有功史学开拓之作”，钱仲联谓其《中国流人史》“此书出，中国流人之历史作用，得以大显于世，学术界一种新体系与学派之创建，亦得以奠基于是。此书诚为有功学苑、传世无疑之巨著也”。来新夏谓其“《中国流人史》则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

　　在李兴盛学术研讨会即将举办的前夕，黑龙江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李老师，您1990年出版的《东北流人史》平装本，原价是7.45元，可是在一些网上书店中却卖到66元和80元人民币一本。如果抛去这里存在的收藏因素，您认为这个价值是否合理？换句话说，您认为您的理想读者都是什么样的读者？您对您的学术著作的传播与未来是怎么看待的？

　　李兴盛：我认为这个价值既合理，又不合理，关键是看前提条件。

　　1、在流人文化还不被群众，乃至学者所了解与认同的条件下，这个价值是合理的；2、但是在流人文化一旦被群众，乃至学者了解、认同的条件下，这个价值就太低、太不合理了。具体来讲，今天流人文化还未被群众、学者真正了解、认同，但就书籍价格横向比较来讲，拙著31万字，现在网上书店卖到66元至80元，而现在新出版之书31万字，定价为30余元，两者相比，拙著价值可谓合理，而且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基于上述分析，我的理想读者是对边疆历史文化关心的读者。

　　我对我的学术著作的传播和未来是抱乐观态度的。现在人们对流人文化还较陌生、不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对流人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大力宣传，人们对它愈趋了解、认同，本人著作的传播，也就随之更为有利。

　　记者：您退休之后写的书甚至都超过了您在职的时候，我想问，是什么使您在本该颐养天年或者含饴弄孙的时候却在拼命地工作？您觉得一个学者或者一个历史学者的本分是什么？除了对史实的确认与梳理，是否还包括历史的思辨与考量？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是在史实面前保持历史学者的尊严还是策略性地闭口不谈或者有目的的遮掩史实？

　　李兴盛：我之所以在退休之后仍然为学术事业拼搏奋斗，这是因为在我30年的历史研究中，东北历代先民那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自强不息、惨淡经营的奋斗精神，关心国事、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曾经使我深为震惊，深为感动！而在作为东北先民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流人的身上，这三种精神体现得尤为明显，尤为突出，尤为感人！正是基于对历代东北流人这种社会群体开发边疆的光辉业绩及其创业、奋斗、爱国三种精神的崇敬，同时为了弘扬由谢国桢先生开创的流人史这种新学科的研究，作为一位史学家神圣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促使我生命不息，奋斗不已。

　　我的理解，一位学者或史学家的本分就是其神圣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决定了他对史实的确认与梳理之外，还要进行历史的思辨与考量，这就决定了在他的笔下，要讴歌、表彰什么，鞭挞、揭露什么？并且是态度明朗，爱憎分明。凡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做出过贡献者，就应予以讴歌与表彰，而起到破坏作用者则应予以鞭挞与揭露。弘扬正义，鞭挞邪恶，还历史的真貌，这些都是历史学者起码的道德规范。

　　记者：在历史观没有获得更新之前，集中精力做好史料的整理工作可能是一些地方历史学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您在这方面几乎为黑龙江省的学者做出了表率。我想问的是，您怎么看待流人的流动性与自由迁徙的关系？如何理解他们的个人苦痛与传播文明的矛盾纠葛？在地方史的研究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个自由交流的问题，即把外面的或者其他学科的专家请进来交流和沟通。

　　李兴盛：关于流人个人苦痛与传播文明的矛盾，我在拙著《东北流人史》自序中曾以“泪洒冰天，血沃塞土”二语作过形象表述。至于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我认为：流放是对人的肉体与精神，人的创造力与天才的一种摧残，它给流人带来了巨大苦痛。但是流人却在巨大的苦痛中，对开发边疆，传播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流人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流放中的艰苦对天才的产生又起到了玉成作用(尽管这种贡献与作用并非出于流人的主观动机，而是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因为这二者是通过人口流动(在这里是强制迁徙，即流放)统一在一起的。通过人口的迁徙，流人把中原先进的文明传播到边疆大地，由此可见人口的流动有利于边疆历史文化的发展。基于此，在地方史的研究方面也存在一个自由交流的问题，即把外地或其他学科的专家请进来，进行交流与沟通，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就会给本地的地方史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开辟新的领域。我们说，流人文化研究开辟了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许多新空白，就是指此而言。

　　记者：这两年国内的历史学的娱乐化倾向比较明显，这可能与传媒的介入有关，还有就是一些业余历史爱好者的著作通过出版业进入读者的视野之中。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利弊？比如对史实的粗略确认以及实用性与功利性的应用等等，误导青少年可能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是使本来就有点浮躁的学术界更加浮躁了。如果学术界都跟着浮躁，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就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您对此都有什么看法。

　　李兴盛：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娱乐化的倾向确实很明显，有很多学术明星在传媒的介入下粉墨登场，将学术严重娱乐化；还有些业余历史爱好者的著作出版问世，对学术娱乐化的倾向也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有助于学术知识的普及大众化。但我认为这种风气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正像您所说那样，起了粗略确认及实用性、功利性应用的弊端。尤其是前者的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后者，现在仅就前者谈一下本人的看法。

　　我认为学术明星将学术娱乐化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会误导群众，将做学问引向歧途。记得去年有人指出某学术明星的讲演有误，该明星辩解说自己是根据某著名学者的著作注释讲解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无错。其实那位著名学者是经多年惨淡经营、潜心研究方始写成此书，而该明星灵感一来，将别人多年研究成果拿过来，巧舌如簧地发挥一通，就成了自己所做的学问。这样，在群众看来，做学问太简单，太容易，而且快速名利双收，如果真应该这样做学问，那么那位著名学者多年才写成一部书，岂不是傻子？实质这是误导群众，把做学问引向歧途。因为真正严谨的学者，必须有“板凳愿坐十年冷”的精神与佛教禅宗祖师达摩“面壁九年”的毅力，刻苦钻研，晨夕无间，方能做出真学问。而像该明星那样将别人成果随意发挥，曲解原意，厚诬古人，即使讲得天花乱坠，娱乐性极强，吸引了大量听众，这也不是做学问，而是误导听众。如果群众竞相仿效，我国的学术事业就会走向绝境。可见学术娱乐化，其害无穷，使本已浮躁的学术界益趋浮躁。当然，学术应该普及与大众化，但应另选出路，而不是娱乐化。（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