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燕赵思想家的深邃思想，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杰地灵的燕赵大地，曾产生过无数的思想大师：集战国百家思想之大成的荀子，中国最早逻辑学创始者公孙龙，早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慎到，首倡”独尊儒术”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北宋儒学大师邵雍，北学宗师孙奇逢，颜李学派的颜元，李塨，佛教思想家“东方圣人”释道安，“涅槃圣”竺道生，禅宗六祖慧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李大钊……燕赵思想家深邃的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燕赵思想家思想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战国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法家思想无疑是变革思想的主导。燕赵思想家慎到，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运用道家学说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本原化论证。他不仅是先秦法家学派形成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也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战国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燕赵思想家为荀子。梁启超曾经提出，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荀学。荀子晚年“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思想瑰宝。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对不可靠的人性，他主张除了用礼义教化外，还要用法律进行约束，也就是“隆礼”、“重法”。在自然观方面，荀子吸收了道家特别是管子学派的天道自然思想，形成了唯物论的自然观。此外，关于认识论，荀子提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认为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世界也是可以认识的。

　　从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融合了先秦诸子百家，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理论思想水平推向了高峰；二是传授五经，开启两汉经学；三是统一思想，融合儒法，奠定了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的基本框架。

　　战国时期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做出重要贡献的燕赵思想家还有名家学派代表人物公孙龙。公孙龙字子秉，生活于战国晚期，以“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辩题著称于世。公孙龙在世界观上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在逻辑发展史上则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创始人。

　　出生于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大董故庄）的董仲舒，堪称汉代第一大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颇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公羊春秋》研究，“推始阴阳，为儒者宗”。

　　儒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取得独尊的地位，其功自然应归于董仲舒。汉武帝即位之初，多次召贤良方正以询对策，董仲舒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提出了君权受命于天，王者欲有所为，必“承天意以从事”、行王道必兴太学、置明师、任用贤能；“诸不在六艺置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等一系列建议，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恩准，儒学从此登上了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王座，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遵行的教条，一直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

　　作为一代儒宗的思想家，董仲舒哲学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其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在天道观方面，董仲舒主张“变而有常”。在辩证法方面，董仲舒首次提出了“合偶”概念以表述矛盾思想，“百物皆有合偶”、“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其“合偶”思想乃“合二为一”辩证法的先驱。

　　在历史观方面，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这一论题出发，我们不能将董仲舒的历史观定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从“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看，董仲舒主张天若不变，其道不变；天若变，其道亦变。其历史观是因世而变的历史进化观。

　　董仲舒的一生是构建新儒学理论体系与构筑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的一生。他不仅对儒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燕赵地处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之地，其文化呈现融合性特点，燕赵思想家们所构筑的思想，亦往往吸收百家精华，构筑博大而精深的体系，战国时期的荀子如此，三国曹魏思想家刘劭也是如此。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生活于东汉末曹魏初年。一生著述颇丰，现仅存《人物志》和《全三国文》中的几篇残文。《人物志》三卷十二篇，兼有儒、道、名、法、阴阳诸家思想。刘劭思想，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声。

　　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时期，佛教思想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想。燕赵佛教思想家释道安、竺道生、慧能，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贡献，可谓至巨。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西北）人。东晋时期著名高僧、翻译家。曾拜著名高僧佛图澄为师，兼修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同时对儒家经典、老庄玄学、阴阳算术均有很深研究。他的广博学问深得时人尊敬，传说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称其为“东方圣人”。释道安一生广收徒众，致力于佛教教团建设，使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他收集、整理、翻译、注释大量佛经，研究佛教教义，为佛教摆脱玄学走向独立发展道路打下基础。

　　竺道生，俗姓魏，祖籍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南北朝时高僧。曾拜著名高僧竺法汰为师，改姓竺。竺道生一生研究佛教教理，著作颇丰，有《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涅槃三十六问（门）》等。此外，他还对许多佛经做过疏证。对于佛教思想，他善于融会贯通。他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经典进行综合分析，将毗昙学、般若学和涅槃学杂糅在一起，形成自己颇具特色的涅槃思想，被后世尊称为“涅槃圣”。他所提出的一阐提人也能成佛、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等，具有惊世骇俗的作用，对中国佛教思想史具有深远影响。

　　慧能，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卢家场），唐代著名高僧，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早年师从“东山法门”著名僧人弘忍，得弘忍衣钵。他曾在韶州大梵寺为大众演说佛法。弟子记录整理其传法语录为《六祖坛经》，此经是除释迦牟尼所说的语录以外，中国僧人诸多著述中，唯一被称为“经”的佛学著作。汤用彤曾指出：“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始也”。此经被许多著名学者列为国学必读书目。

　　慧能“自性清净、顿悟成佛”的佛教思想，打破了传统佛教繁琐的理论体系。他提倡将修成与人们日常生活相结合，使“佛性”平等的法门落在了实处。慧能解决了佛教与民众脱离、与现实脱离的危机，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玄学佛教生活化、义学佛教实修化、贵族佛教平民化，基本实现了印度中国佛教中国化，《六祖坛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形成。

　　慧能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后代传人相继创立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大宗派，禅宗在唐末宋初发展到高峰。禅宗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上都产生重大影响。慧能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对东南亚乃至世界思想，都有着深远影响。

　　在宋代众多著名思想家中，燕赵思想家邵雍，是一个有着独特思想的思想家。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南宋咸淳初年，从祀孔子庙，追封新安伯。

　　邵雍终生不仕，致力于建学，构筑了一元论的先天象数学体系，其建学理论、方法独树一帜。从其所著《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中，后人自然领悟到程颢所赞邵雍思想为“内圣外王之道”，良非虚语。邵雍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易学、术数与宋明理学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在理学发展史、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元时期，河北容城理学思想家刘因，与许衡、吴澄并称元代三大儒（一说元代三大儒为耶律楚材、许衡、刘因）。刘因一生居家教授，著《静修文集》等。刘因一生研修理学，阐扬理学思想，追求天人和谐，其对天道理气的思索、对天人合一的阐扬，对无神论和命定论的论述，无不闪烁着理学思想的光芒。刘因一生，为理学的传播和阐扬，为理学普及于民间并最终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朝初年，保定容城人孙奇逢与戴震、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孙奇逢一生淡薄名利，著述颇丰，其哲学思想主要存于经部著作，代表作有《四书近指》《读易大指》和《四礼酌》等。其学术程朱陆王并重，汇合二体之学，以归孔子之道。“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汤潜庵集·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对北方学界影响至深，并被后世学者尊为北学宗师。

　　清代学术史上创宗立派的燕赵思想家，还有颜李学派创始人博野人颜元与蠡县人李塨。颜、李二人对宋明理学的世界观、人性论、认识论等进行了系统批判，提倡“实”、“习”、“静”为核心的习行哲学。他们的思想，对近代启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代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李大钊，在中国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先河。

　　李大钊，直隶省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教授。李大钊的哲学思想早期具有鲜明的进化论特征，后期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李大钊积极宣传唯物史观，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创始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所举燕赵思想家及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贡献，只是众多燕赵思想家中的一部分。其他燕赵思想家，如魏晋时期玄学家欧阳建、隋唐时代哲学家李翱、“葱岭以东第一禅师”的僧稠、义学高僧慧光、“甚深法界心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