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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目。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反思，也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模式的反思。这一范式转换，在为历史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与方法的同时，也给史学界带来了种种思考，成为史学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又已走过“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面临着“碎化”、“政治史缺失”等质疑。因此，厘清其学术史脉络，深化学科理论建构，展望发展前景，就成为当前社会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本刊特邀几位社会史专家就中国社会史30年来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思考，以期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助益。 主持人：户华为（本报记者） 超越名实之辨的社会史 主持人：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被冷落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又重新起步，走上复兴与发展之路。如今，社会史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然而，作为一种学界广泛接受的话语，社会史的内涵外延一直都比较含混，它不仅经历了分支学科、整体史、范式等定位上的争议，在名称上也有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新社会史等众多名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怎样去厘清社会史学科发展的脉络？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时，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学进入研究“民史”即群体的历史的广义社会史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过很有影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研究才重新浮出水面，并很快成为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事社会史研究者有的关注生产方式之外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有的注重经济生活之外的文化生活，还有的把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于是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等名目便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明显特征。 新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纷纷恢复和发展起来，大量海外社会科学及各种史学流派传入国内，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备受关注，这些理论资源为我国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人们对如何定义社会史，自然也出现多种理解。与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形态史研究相比较，新时期的社会史在“小化”，区别于通史式的社会形态史，是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持原有研究立场的学者仍然认为社会史是通史。在欧洲历史学界，社会史曾经有一个从研究社会生活史到整体史的过程，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之概括为“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也强调整体史或曰总的历史。这样通史与整体史在中国便产生了特殊的交集，显然，如果社会史作为新的研究范式，在如何把握整体史与通史、专门史的关系方面，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具有区域史的特征，整体史只有在区域史中才能真正体现。 进入21世纪，历史人类学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史研究的势头。新时期的社会史强调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而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自然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史初兴时人们看重社会学的借鉴作用，这是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尝试建立社会史研究新框架的需要。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很快发现将社会历史作为血肉以丰满历史骨架的社会史，更需要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作为理论支撑，而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都是以历史人类学为特色的。就研究实践而言，华南学者的地域研究也使历史人类学呼之欲出，新时期海外人类学者首先进入闽粤地区，与当地学者合作，使得华南研究带有了浓重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色彩。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史特别是华南区域社会史学者提出了历史人类学的新理念。应该说这些思考和尝试都推进了社会史的发展。因此究竟赋予何种称谓在当前反而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理论关怀、研究方法和学术视角的更新。 行龙：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兴起之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把社会史作为一门专史或通史来看待，乔志强、陈旭麓等先生就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到后来，赵世瑜教授提出社会史是史学的一种新的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讨论时流行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我认为范式说和专史说并不矛盾。因为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这一学科意义来讲，社会史就是一门专史；而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看，社会史关注的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又是一种新的范式。其实，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史界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说过，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其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因此，专史说和范式说不但不矛盾，相反，不管区域社会史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还有地域史等名目繁多的称谓，换个视角来看，繁多就是繁荣，就是创新，就有利于形成不同学派，学派越多、讨论越多，越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从30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来看，恰恰是学界对社会史这些基本理论的持续讨论不断推动着整个研究的向前发展。 赵世瑜：关于社会史近年来的发展以及关于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年强调“专史说”的不太多了，为什么呢？别的不说，就是讲社会史与其他“专史”的关系，比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就讲不清楚。是不是说社会史不研究政治史或者经济史的内容呢？大概不会有人这样看。譬如土改，仅从主题看，在过去恰恰是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多，现在社会史也要研究它了，那么研究土改的哪些方面才是“社会史”呢？行龙教授他们研究山西的土改，不仅可以从资料分析上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东西，而且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实践给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非常好的论据。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的探讨和争鸣对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说明社会史家比较具有理论的自觉。前几年“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被引入到社会史研究，又引起一番新的争论。虽然没有人专门以研究社会史理论为业，但许多人都有理论关怀。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史研究也同时起步，曾经也很热，但现在却好像是风光不再了。我个人认为，这大概与缺乏理论讨论有很大关系。 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主持人：回首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给史学界带来一缕新风和诸多思考，而且众多社会史研究者在各自领域充分发掘史料，进行“知识考古”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学术创新意义的成果。具体来看，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给史学研究带来何种影响？ 赵世瑜：概括而言，3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有：首先，大量的民间文献得到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认识，使我们的一些既有看法得到修正，而且迫使我们重视对这些文献基本解读方法的总结和训练；其次，研究不满足于粗泛的状态，社会史力图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和人类学民族志的“深描”中获得启发，对盲从既有成说的概念化做法展开批判；再次，社会史研究不断出现具有活力的探索，不管是否成熟或结论是否确当，与其他领域相比，它较少固步自封，较多自我批判。比如关于“跨区域”、“在地化”、“碎片化”等等的讨论，都是这方面的体现。 常建华：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比较显著的如家族（宗族）研究，以往视家族为落后血缘群体，先秦家族往往被作为原始社会的残余或落后宗法制度的一环来理解，而明清时期的家族又被当作制约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绊脚石看待，新的家族研究则建立在借鉴人类学理论基础之上，产生了《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朱凤瀚）、《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等精品力作。阎爱民、侯旭东对于汉晋、北朝家族的研究，都指出不能过高估计这一时期父系社会发育程度的看法，给中古社会史带来新思考。这些成果不仅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家族组织形态，而且勾画出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轨迹。特别是对宋以后家族的探讨，不再将其简单作为亚细亚农村公社或封建族权看待，而是把宗族的形成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相关研究也运用了国家与社会、国家认同、族群等分析工具。与家族问题联系紧密的婚姻、人口研究也成果丰硕。 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学者们更多地将其作为区域地方社会建构的因素看待，强调其社会性与空间性。在区域（地域）史的研究中，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祀活动成为重要的切入点，借此了解民众的文化与经济生活，把握地方的社会关系，切中地方历史的脉动。在不同的地域，除佛道等大的宗教系统之外，大量关于东岳庙、社庙、关帝庙、真武、文昌以及地方神明如三山国王等的研究，给地域史研究带来了浓重的社会文化史色彩，而不同于以往多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考虑问题。民间信仰在地域史研究中，也展开了社会关系网络（或者说社会圈）与祭祀圈、市场圈关系的理论探讨。如郑振满、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较多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多元风格；赵世瑜、朱小田有关华北与江南的庙会研究，都是民间信仰研究方面的重要作品。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得益于这些学者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素养，努力进行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和方法探讨问题。比如社会史关注民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