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在—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形成一个印象：大西北的陕西是茶文化的不毛之地，老陕不懂高雅的品茗，甚至许多人不知陕西是古老的产茶区。陕西在全国茶产业及全国茶文化中没有地位，所以宋明之后的诸多茶书很少提及陕西的茶产业及茶文化，近代文化人的著作涉及茶事也是言必称“龙井”，言必称江浙。陕西是文化大省，老陕津津乐道地下的宝贝，提及茶文化也难免气短。

世人不知，陕西的茶文化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唐代及唐代之前算得上是“茶界”的“龙头老大”，江南茶文化的发育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

我如此言之，并非故作惊世之语以耸人听闻，而是有坚强的历史证据支撑这个结论。

本文试从下列八个方面论述陕西茶业及陕西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

先说这个“巴先”。生活在荆巴茶文化圈的古代巴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据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路史·国名纪甲》等典籍作综合分析，可以确认古巴国在夏代(前2070——前1600年)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川山之间皆为巴族的根据地，似可假定”(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试论文集·古巴国辨》)。顾颉刚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巴方”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此后到商代(前1600——前1046)，陕南的巴人东迁至今河南雎县东部建立巴方国。商王武丁时(前1250——前1192，在位59年)，商王妻妇好率军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编》记载：甲骨卜辞有“辛未卜，争，贞妇好气从沚■(左‘盾’右‘戈’)伐巴方”。巴方国力不济，被迫迁往今山西永济一带。商王穷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继续西迁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30里的巴邑镇一带，并投靠岐周。此后，巴方南迁至汉水中游，在今陕西南部安康、汉阴一带，也可算是“打回老家去”。《华阳国志·巴志》云：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

由此可见，参与武王伐纣的是居住在陕西南部的的巴人。而且，最初承担向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王室敬贡义务的是陕南的巴人而不是“清江的巴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四川黔江及贵州道真、务川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

常璩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确：巴族在西周初年成了宗周的封国，既是封国当履行封国的义务：所以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作为贡品敬献朝廷。还明确指出，东周建立后，巴国进贡的有野生茶(荼)和园栽茶(香茗)，说明当时茶叶的主要来源是野生茶树，但也有园栽茶树，巴人至晚在周代便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历史，而且园栽茶叶的品质已胜过野生茶叶的品质。《华阳国志》是信史，可以认定，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再说那个“蜀后”。在中国茶文化史上，若说是巴人最先懂得种茶和吃茶，那么是居住在川西的蜀人真正地把落后的吃茶习俗发展为高雅的饮茶文化，他们在饮茶上为天下先。

西汉文学家王褒的《僮约》订于西汉宣帝刘询(前90——前49)神爵三年(前59)，记载了“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寡妇杨惠手下买了一个奴仆，名叫“便了”，双方订立“买券”，写明“便了”的职责是“烹茶尽具，己而盖藏”，还要“贩于小市”，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在今四川彭山，该县仙女山(古彭望山)山顶还有古茶园。《僮约》提供的信息表明：西汉刘询时代四川已有饮茶时尚，有了专用茶具，有了茶市，且有烹茶之法，这说明饮茶已非草创时期，茶作为饮料的历史还要提前数百年，也许始于战国时期或春秋末期。

陕西虽不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但与蜀地的饮茶文化有密切的历史渊源。据考证，川西的蜀族与黄帝族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夏朝时，陕西秦岭以南与四川盆地同属梁州。陕西的宁强，原名宁羌，系卫州旧称，古属梁州。相传这里是古代羌人繁衍生息的地方。与产生饮茶文化的蜀不仅在夏商时同属梁州，而且在族属上同属氐羌一脉。宁强一带秦汉为葭萌县地。《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唐司马贞在《索隐》中注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说明“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来的一支，是巴人的后裔。解读“葭萌”可以发现蜀人与陕南羌人、巴人的直接关系，不仅是地域、族属方面的关系，还见之于饮茶文化，也就是说陕西南部属于巴蜀茶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陕南地区与四川盆地同属一个生态系统，如汉中从夏禹时代到南宋末年3300多年中，川汉之间竟有3080年的州郡合治史。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本世纪40年代就提出：先秦时期秦岭之南即蜀境。并认为《牧誓》提及的跟随武王伐纣的方国，乃汉水流域之蜀人，而非岷江流域之蜀人。(见王炜林、孙秉君《汉水上游巴蜀文化的踪迹》)。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顾炎武的话有两解：或说秦人迁移到蜀地后才学会了饮茶，或说秦人迁移到蜀地后教会了蜀人饮茶。饮茶是盛世之清尚，以经济状况和社会文明论之，蜀人应早于秦人知“茗饮之事”。因此，前一种说法成立，即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这和王褒《僮约》所反映的事实是一致的。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和安康两地区。陕南茶经历过唐前巴蜀茶、唐宋山南茶、明代汉中茶和清后紫阳茶、汉中茶几个历史阶段。至唐代，陕西茶进入辉煌时期。陆羽《茶经》记载全国茶叶生产情况时写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安康、紫阳、石泉、岚皋几县沿汉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中国茶业的重心也就是从宋代以后渐向东南倾斜。但陕南茶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红枣……柑、批杷、茶。”陕西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自唐代始。据西安“清盛魁”茶行的传人回忆，他们家清代还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山南茶”的帐册，上面记有唐代名臣秦琼、尉迟敬德买山南茶的帐务。这足以说明，唐代的陕西已有较成熟的茶叶市场，茶业的消费者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有达官贵人。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金州“人户以种茶为生”。宋熙宁七年(1074)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

北宋末年，宋王朝与辽、金、西夏战事频繁，军马需求量大增，于熙宁七年(1074)规范边关茶马交易，诉诸立法，实施“茶马法”，茶马法规定了以茶易番马的具体办法。以茶换番马的好处有三：一可发展边贸，为国家广开财源；可买下番人的马匹，可以削番；三可提供国家军事上急需马匹，有了马可以强国固边。基于此，茶叶升格成为重要战略物资，这就有效地刺激了茶叶生产。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

熙宁七年(1074)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雍正《敕修陕西通志·茶马志》载：“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