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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之茶业重心的东移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类别:中华茶史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先秦时,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秦汉统一全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分,唐以前写作“荼陵”。《路史》引《衡州图经》载:“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荼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县的。茶陵是湖南邻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县,这表明秦汉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优势,还是在巴蜀。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继续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如上面引及的《广雅》所说:“荆巴间采茶作饼”。这条记载,将“荆、巴”并提,表明三国时,至少在中原人看来,荆楚一带的茶类生产和制茶技术,便已达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三国志·吴志》(285年前后)孙皓“以茶当酒”的故事来补证。是书《韦曜传》记称,孙皓嗣位后,常举宴狂饮,韦曜酒量不大,孙皓初识曜时特别照顾,“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了。因为孙皓“初见”韦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刚刚做皇帝的头二年。孙皓是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孙权,把国都一度(公元265~266年)迁至宜昌。所以,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很可能是其迁都宜昌时的故事。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河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西晋的历史不长,但它的短暂统一,不仅如杜育《荈赋》(4世纪前期)所形容的:“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发展,而且也如左思(250?—305?年)《娇女》所说“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这时随政治、经济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的高门豪族。关于这点,在刘琨写给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证明。据一些文献引述的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270~314年)称:“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惠帝时封广武侯,愍帝初任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长期与汉、赵相持,晋室南迁后,因孤守无援,为石勒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杀。兖州在晋惠帝时沦没,后州治辗转流寄山东、江苏很多地方,刘演任“南兖州”刺史的时间,当是在兖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据上述两点,刘琨这封信的时间,多半是他永嘉、建兴孤守并州时所书。这封信与茶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这里称“恒假真茶”,有的书作“常仰真茶”。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上的茶叶,常常有假,这也正好证实了其时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贸易。

关于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从这两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说明。一是《荆州土地记》(撰写人及成书年代不详)。这部书早佚,现存的二处茶叶资料,一见于《齐民要术》的引文,其称“浮陵茶最好”;一见于《北堂书钞》,其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齐民要术》中所说的“浮陵”,当为“武陵”之误。这两条资料共同都称,武陵出产的茶“最好”。据考证,《荆州土地记》,似是西晋时代的作品。那末,西晋时我国的茶叶是否以武陵为最好呢?这可以东晋前期常璩《华阳国志》的有关内容来反证。《华阳国志》是记述汉中、巴蜀和南中等历史、地理情况的一部专著。其中关于记及各地出产茶叶的资料,主要有这样几条: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平夷县,“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西晋末年曾任成汉官吏,东晋时迁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写《华阳国志》前,当看过《荆州土地记》或听到过武陵茶的评价,所以常璩在书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级来区分各地出产茶叶的质第,但唯独不提这些地方的茶叶何者最好,这或许其时荆州制茶已超过巴蜀或与巴蜀已不相伯仲的关系。因此,从现存的茶叶史料来看,在三国和西晋时,由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我国茶坛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关于这点,《晋中兴书》(王世几)陆纳尚茶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其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这时茶已成为某些达官贵人用以标榜节俭和朴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随北方士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被吸收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又如《南齐书·武帝本纪》(6世纪前期)载,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齐武帝临终时又诏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通过这样用诏谕的形式颁布全国,无疑对这种风俗是一大推动和促进。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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