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秦汉统一全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分，唐以前写作“荼陵”。《路史》引《衡州图经》载：“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荼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县的。茶陵是湖南邻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县，这表明秦汉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优势，还是在巴蜀。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继续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如上面引及的《广雅》所说：“荆巴间采茶作饼”。这条记载，将“荆、巴”并提，表明三国时，至少在中原人看来，荆楚一带的茶类生产和制茶技术，便已达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三国志·吴志》(285年前后)孙皓“以茶当酒”的故事来补证。是书《韦曜传》记称，孙皓嗣位后，常举宴狂饮，韦曜酒量不大，孙皓初识曜时特别照顾，“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了。因为孙皓“初见”韦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刚刚做皇帝的头二年。孙皓是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孙权，把国都一度(公元265～266年)迁至宜昌。所以，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很可能是其迁都宜昌时的故事。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河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西晋的历史不长，但它的短暂统一，不仅如杜育《荈赋》(4世纪前期)所形容的：“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发展，而且也如左思(250?—305?年)《娇女》所说“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这时随政治、经济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的高门豪族。关于这点，在刘琨写给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证明。据一些文献引述的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270～314年)称：“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惠帝时封广武侯，愍帝初任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长期与汉、赵相持，晋室南迁后，因孤守无援，为石勒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杀。兖州在晋惠帝时沦没，后州治辗转流寄山东、江苏很多地方，刘演任“南兖州”刺史的时间，当是在兖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据上述两点，刘琨这封信的时间，多半是他永嘉、建兴孤守并州时所书。这封信与茶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这里称“恒假真茶”，有的书作“常仰真茶”。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上的茶叶，常常有假，这也正好证实了其时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贸易。

关于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从这两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说明。一是《荆州土地记》(撰写人及成书年代不详)。这部书早佚，现存的二处茶叶资料，一见于《齐民要术》的引文，其称“浮陵茶最好”;一见于《北堂书钞》，其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齐民要术》中所说的“浮陵”，当为“武陵”之误。这两条资料共同都称，武陵出产的茶“最好”。据考证，《荆州土地记》，似是西晋时代的作品。那末，西晋时我国的茶叶是否以武陵为最好呢?这可以东晋前期常璩《华阳国志》的有关内容来反证。《华阳国志》是记述汉中、巴蜀和南中等历史、地理情况的一部专著。其中关于记及各地出产茶叶的资料，主要有这样几条：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平夷县，“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西晋末年曾任成汉官吏，东晋时迁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写《华阳国志》前，当看过《荆州土地记》或听到过武陵茶的评价，所以常璩在书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级来区分各地出产茶叶的质第，但唯独不提这些地方的茶叶何者最好，这或许其时荆州制茶已超过巴蜀或与巴蜀已不相伯仲的关系。因此，从现存的茶叶史料来看，在三国和西晋时，由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我国茶坛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关于这点，《晋中兴书》(王世几)陆纳尚茶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其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这时茶已成为某些达官贵人用以标榜节俭和朴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随北方士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被吸收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又如《南齐书·武帝本纪》(6世纪前期)载，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齐武帝临终时又诏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通过这样用诏谕的形式颁布全国，无疑对这种风俗是一大推动和促进。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