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海都” 堺市的概况

堺市素有“亚洲海都”之称，是一个建于14世纪后期日本南北朝动乱时期的国家贸易港城市。据考古发掘，中世纪至近代的堺市遗址（代号为SKT-）是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环濠城池，地处沙丘之上，自然排水性能好，抗震能力也比较强。堺市距离当时的国都京都较近，加上对面与淡路岛相望，港湾的两个入口处都是海峡，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作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城市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从1596年庆长伏见大地震层到1615年大阪夏季之战火灾烧土层是“亚洲海都”堺市的全盛时期。

二、“茶人之都” 堺市的茶文化发展史

堺市茶文化是日本茶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和贸易形式、历史变迁、禅宗僧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对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概观。一般来说，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因南北朝战乱而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禅宗僧侣从京都移居到堺市。在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海会禅寺（建于1332年）等禅宗寺院频繁地举行禅院茶礼是这一阶段堺市茶文化的主要特征。

15世纪的后50年是堺市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受到了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来堺市避难的达官贵人和禅僧的影响。在堺市海商借1469年遣明船的首次入港和1476年承包遣明船贸易之机开辟了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之后，堺市海商便获得了直接从宁波吸收中国茶文化的机会。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之后，中国的民间贸易船来堺市港贸易，同时也给堺市带来了中国的茶文化。这一阶段是堺市大茶人武野绍鸥、津田宗伯和北向道陈为代表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1580年代前期到千利休、丰臣秀吉死亡的1591、1598年。在这一阶段，使用天目茶碗的禅院茶礼已日趋消亡，把茶碗置于榻榻米之上的“近世茶汤”的茶道形式开始萌芽。引领“近世茶汤形式”①发展的大茶人是千利休、山上宗二、今井宗久等有政治靠山的商人。

第四阶段是集茶道文化之大成的“近世茶汤形式”得以确立的阶段。1596年到1615年是堺市作为国际贸易都市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堺市茶文化的主角不是诸侯茶人古田织部，而是堺市的被称为“堺众茶人”的富商茶人和被称作“堺町人茶人”的小商人茶人。

这一时期有三种形式的茶室。一种是大茶人和“堺众茶人”所喜欢的草庵茶室，另一种是“堺町人茶人”的“三阶藏茶室” ②。第三种就是和“三阶藏茶室”相连接的书院茶室。堺市的草庵茶室和“三阶藏茶室”的样子，我们可以从1605年绘制的《堺住吉祭礼图屏风》窥知一二。

1577年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格里斯在他的《日本教会史》中，对堺市的被称作“市中之山居”的草庵茶室有所描述。文中所描述的“草庵茶室”、“市中之山居”以及“侘”或“寂”的理念，应是从宁波通过堺市海商传入日本的中国茶文化。

堺市的草庵茶室的源头在宁波。绘有草庵茶室的绘画，主要的有元代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林榭煎茶图卷》以及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和《品茶图》。

这一时期的堺市茶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抹茶法，一种是煎茶法。据《南方录》记载，大德寺第117世古溪宗陈禅师曾向千利休提议能否进行“茶汤形式”的煎茶法。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过仿宜兴窑的备前茶注2个、福建广东窑的茶注1个和景德镇窑的小碗，为我们了解堺市的煎茶道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堺市的“茶汤形式”的煎茶法，作为“风炉饰” ③或“炉坛饰” ④的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第五阶段是日本为了避免中国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的影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1630年代。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的情况，可由描绘有抹茶制茶法的1630年代前期的《茶道画屏风》（堺市小谷城乡土馆所藏）见其一斑。《茶道画屏风》是祖籍京都相乐郡，后移居金泽的中黑家作为嫁妆而传到堺市南区丰田的小谷家的。

三、遣明船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

1465年从日本出发的遣明船于1468年到达宁波。返程为避应仁之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1469年绕道经土佐（8月13日到达），首次驶入堺市港停泊。此后，1476年、1483年、1506年？、1520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都是通过这条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驶往宁波的。

1469年以前，遣明船的经营实权是掌握在博多海商和大内氏手中的。自从1469年遣明船第一次进入堺市港以后，遣明船的经营权便为堺市海商和细川氏所掌握。1476年4月11日从堺市港出航的三艘遣明船于1477年到达宁波，并于1478年返回堺市港。承包这三艘遣明船的是堺市海商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以及和泉海商小岛林太郎左卫门尉等人。乘1483年的遣明船前往中国的金子西，于1485年坐民间贸易的商船回到堺市。此外，还有从中国回来的民间贸易船于1485年的5月15日和8月9日返回日本的记录（《蔗轩日录》）。

《蔗轩日录》中也有关于宁波府的记录。

1486年3月14日条:“……宁波府南门金湜家有日本等扬所画《三笑图》、《商山四皓图》，壁之左右挂之。”

1486年4月26日条:“……金子西至。宁波府者，古之鄞也。鄞江，浙江。猪肉之内，重其头。日本人‘ブタ’ト云也。”

1486年6月2条:“……宁波府南门金湜（集曰《皇华》），以诗鸣天下。以文鸣者，洪大人也（在宁波府也）。昏招梅侍者，料理子西事。”

1486年7月6日条:“……话及了庵之语、唐人作之事，宁波府之大人作之云云……”

在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以后，明朝的核心贸易国由琉球国转向了台湾。在堺市SKT3遗址出土的16世纪后期的“三阶藏茶室”墙基砖上刻画着海禁解除后来堺市的两艘中国船的形状。

四、甬堺之间的贸易商品

如前所述，宁波和堺市之间的遣明船贸易始于1469年。在此之前，博多海商进口的是龙泉窑的青瓷，但是，堺市海商掌握了遣明船贸易权以后，便转而开始进口景德镇的青花。1483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于1484年抵达宁波，1486年7月4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回到堺市港。船上所载贸易商品，见于堺市临济宗东福寺派海会禅寺的季弘大叔禅师于1484年至1486年所记日记《蔗轩日录》。兹摘数则如下。

1486年正月8日:“……，皈舟多载医昏云云，圣徒（明麟）之塔……”

1486年7月9日:“……寅上主投以唐纸、唐笔、唐墨，可喜可喜。精公投以火筋一双云。……紫色北绢一端半、四角之墨一挺、笔三管之内一挺。”

1486年7月12日:“……，东归墨一挺、鍮盏子十枚、达公墨。”

1486年7月13日:“……，是药屋五郎次郎送以北绢一端（色黄）、大茶碗皿二十个。”

被禁止从宁波运往堺市的商品之中应该是有茶叶和茶树的。当时，茶叶是贵重物品。

《蔗轩日录》1485年2月29日条有“以茶二十包为赠与”、“又送抹茶一器于仁木次郎殿”的记载。根据《大乘院寺社杂记》的记载，日本濑户内海沿岸运往宁波的主要是铜、硫磺等物资。

以长崎为贸易港的《河盛家世界地图屏风》（绘制年代为1591至1615年之间）上，明代的贸易港被标记为“南京”、“福州”、“障（漳）州”和“天川”(即澳门港——译者注)。笔者认为，地图上所标记的“南京”应为明代帝都之名，其贸易港应是宁波。屏风上有以下题字:

大明国之内，南京，此国ヨリ白丝、纶子、缩缅、纱绫、缎子，色色卷物、染付皿碗、ついしゅくり、花入、万手之□物并药种书籍出。日本ヨリ铜药鑵水风□渡也。

文中所说的“染付碗皿”指景德镇窑产青花瓷器，是作为茶道的果盘或“怀石料理”器皿用的。堺市海商从景德镇购入瓷器时，是整窑整窑地购买的。堺市出土的景德镇窑白瓷垫饼为我们提供了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根据。

屏风上还记有从漳州月港出口的物资。其文曰:

障州…白砂糖、黑砂糖、皿、茶碗之手之恶物出。

所谓“皿、茶碗手之恶物”，即漳州窑系的陶瓷。由此可见，制作茶道用的点心所使用的砂糖和怀石料理用的器皿、闻香用的香盒、点心盘、插花器等漳州窑陶瓷曾是堺市进口的主要商品。还必须一提的是，堺市海商伊势屋在1592年就获得了丰臣秀吉的朱印船贸易的许可。

五、甬堺之间的禅林组织网络

中日两国的海商之所以要归依禅寺，是为了通过中日禅林的组织网络获得有关国际信息和国际信誉。

众所周知，宁波是中国的“东南佛国”， 而堺市在日本则有“泉南佛国”之称。从堺市到宁波之间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沿线港口，禅宗寺院犹如灯塔般地一个接着一个。从堺市南下，阿波的抚养港有胜瑞馆的见性禅寺，土佐的浦户港有吸江禅寺、雪溪禅寺，日向的油津有安国禅寺，坊津有海印禅寺。这些禅寺均为临海济宗。

在宁波港附近，有被称为“东南佛国”的宁波临济宗天童禅寺、舟山地区的普济禅寺和杭州径山万寿禅寺。日本的圆尔辨圆禅师于1235年至1241年7月在径山万寿禅寺师从无准禅师学禅，回国后创建了京都临济宗东福禅寺和博多承天禅寺，并把京都万寿寺改成禅宗，更名为“万寿禅寺”。

14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