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在1万～2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秦汉时期，闽越族居民曾两次被迫迁往江淮一带，中原汉族也不断迁居境内。三国以后，汉族大量迁入境内。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相率过江侨居，中原士族为避战乱举家南迁，辗转落籍闽东。三国和西晋时，随着北方士族的南迁，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茶业和茶文化也随着向东南推进。长江中下游茶业的发展情况，可从《j匕堂书钞》“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北方移民迁入闽东，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科技文化，也传播了种茶技术与茶文化。

三国时期，吴国政权开始经营闽东，在境内设立“温麻船屯”，建造海船。据《中国全史•三国西晋经济史卷》记载：“造船业是吴国最发达的手工业，当时建安郡侯官(今福州)、临海、番禺是吴国三大造船中心，置有典船都尉，管理造船事业……建安设有很大造船工场。”“温麻船屯”是侯官设置的造船工场，造船业技术性强，必然要从苏浙一带引进造船工官和技术工匠，许多亲属也随迁居住，就将苏、浙流行的烹茶习俗、种茶技术传到温麻县一带。温麻县是浙江温州与福建福州之间唯一的滨海城镇，又是建安郡的造船、屯船基地，很自然地成为苏闽、浙闽海运的中转站或补给地。靠海上交通方便的有条件，随着北方大量移民，完全有利于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种茶、饮茶技术传播开来。

据乾隆《福宁府志》载：“葛仙翁：即洪也。字容父，晋时人。尝修炼于洪山(今霞浦)，故名。”又曰：“栖于霍童洞天(今宁德)。今山中有丹炉、丹灶在焉，岩前又有葛陂龙湫。”又据《霞浦县志》记载：清道光举人黄钟泽有“或云曩日稚川子，于兹结尾烧丹铅。典午迄今过千载，药炉茶鼎犹流传。”诗句记载了黄钟泽游览葛洪山时见到晋代道土葛洪炼丹留下的药炉和茶鼎。洪山，亦称葛洪山，在霞浦县南部，南濒东吾洋，山北为古县村(古温麻县治)，山上有石洞，洞中有石屏、石几、棋局，还有六字籀文，人莫能识。民间流传葛洪曾在此炼丹成仙，故名。又据乾隆《宁德县志》载：葛仙翁(即葛玄)，三国吴人，尝炼丹于霍童峰(宁德)，数年不出。今葛仙岩有丹灶遗址，岩前有潭，名葛陂龙湫焉。葛仙岩，在(宁德)十二都大童峰前左，三国时葛玄居此修真。岩右有豢龙湫，旧传葛玄尝豢一小龙于湫中，每兴云雾，辄作微雨，一名“葛陂龙湫”。

葛洪(284—364年)，晋代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江苏丹阳句容人。著有《抱朴子》内外篇等。自少好学，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以达到求学之目的。少好神仙导养之法，从葛玄(为其从祖父，于合皂山[今江西清江县境内]修道，道教尊为葛仙翁，又称太极仙翁，曾在天台山华顶植茶)的弟子郑稳受炼丹术，曾在杭州西湖葛岭、闽东的温麻县葛洪山、霍童峰等地炼丹作药。后携子侄至广州，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而卒。他把茶树的叶子经过蒸熟研末，掺人有药料的矿物质、草药等一起炼成丹丸。为了炼丹需要，他从江苏、浙江南迁时把苏浙一带的茶种和种茶技术传播到闽东。

从闽东陆续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证明，闽东的产茶历史可追溯到西晋时期，距今有1700多年。在霞浦县沙江镇小马、水潮两村交界处，发掘有3000—4000年历史的青铜器时代的黄瓜山贝丘遗址，其出土的彩绘茶具，1989年12月经省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认定是晋代的彩绘兔毫盏饮茶用具。20世纪80年代初，在离长溪县治址两公里的龙泉山、眉头山古墓，发掘、发现有晋代、南朝时期的茶具青釉小盅、青釉盅等文物。1990年6月，古县村村民林庆和在西北坡段砍田塍时发现一处古墓，经发掘出土有古代茶具、托杯、五盅盘、三足炉、三足碟等12件文物，造型小巧，青釉有光泽，经省考古专家鉴定古墓为南朝墓，三足炉、托杯、五盅盘等茶具为当时煮茶、烹茶器皿。1972年福安县文物考古队在该县溪潭乡溪北村的后山唐墓中出土青釉茶托杯三件，经省文物专家鉴定是唐代中期文物。

据茶树育种专家郭元超、詹梓金以及周玉瑶等调查考证，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先后在福鼎太姥山、宁德县霍童、虎贝等地发现高大的野生茶树，充分证明闽东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是个古老茶区。

闽东野生茶树主要分布在北纬26．5°～27．5°太姥山系，生长在海拔800～1000米茂密的乔木林或次生林中。已发现的福鼎太姥山茶树，分布于福鼎市白琳茶区太姥山顶“鸿雪洞”旁，最大的野生茶树高6．16米，幅宽5米，主干直径18厘米，圆周达48厘米，最低分枝离地3米；霍童大茶树，分布于宁德市霍童镇小坑，树高6．43米，主干直径19厘米，最低分枝离地L7米，苦味型；虎贝梅鹤苦茶，分布于宁德市虎贝乡梅鹤，树高6米，树幅3．6米，主干直径16．2厘米，苦味型。闽东气候条件优越，冬暖夏凉、雨量充沛，适宜野生茶繁衍后代。这些野生茶树的发现，证明闽东自古已存在茶树物种资源，经过先民的不断驯化、栽培，逐渐传播形成了古老茶区。

据史料记载，三国孙吴政权的领域，也是当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三国志•吴志》记载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说明茶业因上层人士的崇尚而得以较快地发展起来。东晋时，建康(今南京)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从而使得我国南方饮茶和茶文化有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推进。如唐代陆羽《茶经•永嘉图经》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永嘉即今温州市，县东三百里是大海，故“县东”应为“县南”之误，白茶盛产于福鼎太姥山，所记“白茶山”应指“太姥山”。)5世纪山谦之《吴兴记》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等等。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已扩展到今温州、宁波和闽东沿海一带。“白茶山”的出现，也说明闽东在唐以前茶树栽培与选种技术比较先进，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

唐代，有关闽东茶业发展的记载逐渐增多。陆羽《茶经》亦载：“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福州生闽县方山之阴。……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唐乾元二年(759年)以前，闽东仅有的长溪、古田两县均属建安、建州、福州管辖，古代有关福州、建州两地产茶史况也包括长溪、古田在内，说明在唐以前闽东已产茶。据《福建乡土志》记载：“早在唐代，闽东、闽北已开辟了许多茶园。”《新唐书•地理志》载：“福州贡蜡面茶，盖建茶未盛之前也。今古田、长溪近建宁界，亦能采造……”《三山志》引《毬场山亭记》载：“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诏方山院僧怀恽麟德殿说法，赐之茶，怀恽奏曰：‘此茶不及方山茶佳’，则方山茶得名久矣。”可见唐代闽东的长溪、古田一带产茶已普遍，且福州蜡面茶、方山茶成了唐代的贡品，据史书记载：五代闽永隆二年至天德三年(940—945年)天山已是贡茶产地。

唐大中十年(856年)，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福州茶区产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口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五代毛文锡《茶谱》载：“福州柏岩极佳。洪州西山白露及鹤岭茶极妙”，“建州方山之露芽及紫笱”也是当时的名茶。说明闽东在唐与五代时制茶业已相当进步，产品质量得到好评。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年)，建安县民张廷晖，将其住地北苑(今建瓯东峰镇风山茶场一带)全部献给闽王，设官焙，制贡品，始有北苑茶园。南唐时，闽王在建安北苑创建“龙焙”，官焙32所，私焙14所，年产茶叶五六万斤。北苑茶的兴起也带动了周边茶叶的发展。当时闽东的部分县属建宁府管辖，所产制之茶集中北苑，品式日新，制作亦精，促进了闽茶发展。据五代闽通文二年(937年)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记》记载：“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这是建茶人贡的最早记载。五代闽天德三年(945年)，闽为南唐所亡，《十国春秋•南唐元宗本记》载，保大四年(946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贡阳羡茶”。

宋代，闽东的长溪、古田、宁德三县隶属福州，由宁德析出关隶镇改为政和县，属建宁府。建茶名冠全国，以北苑茶最为著名。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北苑茶升格为御茶，专供玉食，始置龙凤模。贡茶品种花色多达40多种。龙焙初建时贡茶数量年只100斤，到宣和年间(1119—1125年)达47100斤。北苑是贡茶的产区，又是采制技术的中心，带动了建安周围乃至闽东制茶技术的提高。闽东茶叶也由此得到发展。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南剑州土产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建州土产茶，建安县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邵武军土产同建州；漳州土产蜡茶；汀州土产茶。”据南宋嘉泰(1201—1204年)名士张桉记载：“于今西乡(即今宁德天山)，其地山坡泊附近居民旷地遍植茶树，高岗之上多培修所，计茶所仅有夏春二季，年获息不让桑麻。”此时闽东的名山大川寺院和部分山区多有种植茶树，且讲究饮茶。许多文人墨客游山品茗之后吟诗作赋留下了许多诗句。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霞浦人林仰有《金台诗》云“茶瓯味久蒲团稳，始觉林泉思邈然”；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宁德人阮元龄《塑旱魃文》中有“啖茶不足以拟其若”之句。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宁德人)高确之孙高颐《定泉井》诗云：“惠山之泉甘如饴，但随茗碗争新奇……”生动比喻定泉井之水甘如惠山泉水，冲泡后茶味甘醇，可谓泉清茗香，正是品饮的好去处。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知州周牧《资圣寺》中有诗句“烹茶汲取盈瓯雪，一味清霜齿颊含”。可见宋代闽东茶区烹煮茶叶的风习已盛行。据称1958年宁德县飞鸾大窑址出土的黑釉兔毫盏、青瓷碗，经省文物专家和北京历史博物馆青陶专家鉴定为北宋文物；又据称宁德县飞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