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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与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下
来源:拙风文化网    作者:佚名    类别:文化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刘:在我看来,有些历史年份的确是历史的玄机所在。比如1587年(万历十五年)(它离明朝灭亡还很远);又比如1793年马嘎尔尼来华发生的礼仪之争(那时离1911清帝国覆灭也还很远);再如1936年。这些年份都是玄机之年,后来发生的恶果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埋下了。
  然而你的1127年已经是一个结果,其起因却是宋太祖时代就种下的。这样我明白了,你的1127年基本上是没有玄机之考虑的。
  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学界有争议的,而你却是在书中有定论的,就是关于宋朝的“积贫积弱”是从何时开始的。一种观点认为从太祖就开始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王安石变法试图改变这种状态,而神宗皇帝支持变法是试图获得对外的政绩。这也正是你书中所说的观点。另一种则认为从太祖到神宗的一百年左右,国家在财富的积累上还是有成就的,到了神宗英宗以后,特别是宣仁太后垂帘之后,才开始了“积贫积弱”的过程。因为你已经有了答案的,在这里你能否对第二种观点做直接的批评和反驳?
  李:我从涉及宋代财政的各种史料(《两宋财政史》《宋史·食货志》以及张岱年主编《中国通史》中的《宋代经济史》部分)得出了一些数据。考虑到虚报产值、高估冒算的因素,权衡下来能够接受的说法是,宋代平均每年大概有6200~6800万缗钱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明朝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只有它的一个零头,三四百万两白银;清也不过四到五千万两,到了晚清,因为海关收入的增加,才有九千万左右。这些数据不一定很准确,但应该差不了太多。宋代可说是赋税最沉重的一个朝代。然而,虽有这样高的财政收入,从仁宗晚年开始,收支不平衡就开始出现了。神宗接手的事实上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春季祭天大典在即;他却面临发不出“年终奖金”的尴尬。由此才引发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
  为什么国家财政会如此收支不平衡呢?国家财政的支出主要就是三大块,一是军队的费用,二是文官的费用,三是皇家的费用。后面两个因素先不论,单看军队情况。军队人数的变化情况:太祖时37万,太宗66万,真宗91万,仁宗125万,神宗14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这就是收支不平衡,也就是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军队开始膨胀并不从神宗开始,所以第二种说法并不准确。
  刘:军队的建设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在你前面的叙说中,我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这样大规模的军队,怎么对应的又是这样小的一个朝代呢?太祖既忌讳军人势力坐大,为什么他定下的制度却又发展出这样不断膨胀的军队,而这样庞大的军队为什么在对外战争中却又如此无能呢?基本上除了太祖、太宗时还有胜利的战争,有宋一代,几乎都是战败。如何解释这矛盾?
  李:宋代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变,就是从唐的府兵制变成宋的募兵制。历史上国家用财政养军队就是从宋开始的。太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见书中第60页)认为如果把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都收入军队养起来管束起来,那么社会就稳定了,没有流氓游民滋事,荒灾之年,百姓也闹不起事来。并且他还制定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加入军籍后再不能脱离。他自以为这是一个长治久安之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里的老弱病残越来越多,只好又招进新兵,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军队越来越庞大,然而战斗力却未必能提高。加上太祖设计的军事上的“三权分立”制度,成心让职业军人不能控制军队,如此建设出来的军队,哪里能与人抗衡。
  刘:神宗变法年间是否有过一些改变?
  李:但是宜仁太后听政以后又全部改回来了。司马光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王安石十七年的变法全部改回来了。包括免役法也被废除。所以,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宋代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而造成的对国家的损害,比秦桧的奸计要厉害得多。宣仁太后之后,哲宗亲政时又想改回来,再次全面变法,再到徽宗起用蔡京等人所做的反反复复,宋代的国家政策总在变来变去,使国家元气大伤。
  再说宋代的军事(政治)制度也实在太要命。用文人治军,文人指挥职业军人,甚至于事先规定了战术。这样打仗如何能赢。太祖当初的设计到后来演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一个大的恶果。但是,我不认为太祖只是一个军阀加流氓,相反,我认为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个有人性的皇帝,可与汉文帝、唐太宗并称。
  刘:如你前面所言,王安石变法是好人办坏事,可是国家的财政危机严重,不变法也不行;司马光不赞同变法,是保守派,可是变法十七年后,他上台却又不能保守变法中好的部分。他们两人从个体而言都是那么的杰出,从历史而言却又都干了坏事。从他们延续下来的政治传统,到了元佑元丰年间的“党争”,纯粹变成个人利益之争,和个人意气之争了。
  回到正题,再说王安石和司马光,变法和保守传统的问题。今天我关心的是司马光一派的作为,因为可能它对我们今天有更大的启发意义。今天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寻找社会进步更稳定的方式。这需要一种保守的力量,在古典社会是贵族,在今天则是中产阶级。
  回头看宋,产生过许多第一的创造,比如纸币“交予”,又比如可能演变成近代的“两党政体”,甚至可能的君主立宪等等。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些主要人物的个体人格都是很棒的,经得起后人打量,但落到具体政治实践时却又出了问题。司马光掌权之后,他保守的是什么?当一件事(变法)延续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了又一种传统,为什么司马光所谓的保守之政治理念却不能落实到行动,将变法中好的部分当传统保守下来呢?没有看到他们将自己坚持的理念落到实处,只看见小集团(群体)围绕权位的斗争。我要问的问题是,保守派保的什么守?
  李:问得厉害。也许这是本书的软肋所在。
  司马光反对变法,就财政的经验和眼光见识上言,他是大大落后于王安石的,但是就对历史经验的了解上,他又大大超过王安石。司马光驳斥王安石变法是步汉武帝时桑弘羊之后尘。司马迁曾对这个桑弘羊变法有过记载,写到“人相食”,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变法的否定。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放开很多了,汉的变法是把自由经济转变为国家垄断经济。官吏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的相应权力使他们对有产者大量盘剥敲诈,以便收取贿赂。在司马光的记载中,一再提到中产以上大抵破产,可见对国家经济破坏之惨烈。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光为什么反对变法,这个反对立场背后有充足的历史经验的支持。
  我这里猜想一下司马光为什么如此作为(全面否定变法),他保的什么守?但是这个猜想还找不到明确的资料证明。
  司马光可能欣赏的是一种安静的、百姓安居乐业,不受打扰的自然经济,所以他特别反对官方介入经济。司马光可能有些类似黄仁宇,平时都是特别儒雅温和的,可是一旦涉及这个事情,他的立场和态度都是特别激烈的,所以能很直接地批评王安石。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这样骂王安石的“搜刮多少钱才算完”,司马光的看法类似。因为他认为天下所生钱财万物就是那么多,不在民,就在官。所以他很坚定地主张“不扰民”。也许可以猜测,司马光的保守一是反对变法的内容,这可能成分更大,二则是他主张不扰民,这也占了一定比例。
  但是“不变法活不下去”的问题,司马光就没有考虑吗?如果变法不那么激烈,比如可以先施行“裁军”。按照禁军和厢军的个人具体情况,裁汰冗兵,而后给予安置,那么每年军队上的财政支出就可以大大节省下来。这样一步一步地做,从裁军开始,取得成功后再向前走,说不定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成效。如果变法不那么理想化,一步一步来,它是可能渡过来的。因为,裁军很多大臣都是赞成的,或者可能支持的。而军队的个人势力很弱,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反抗。如此第二步裁吏。再看财政支出的第三大部分,皇家费用,如果第一二步施行有成效,皇家费用中那一大笔给官员发“年终奖金”的钱,自然也得到节省了。在国家方针大计上,仅仅政策正确是不够的,的确需要策略和技巧。所以才有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我在《帝国》中有一段发挥(见书中第75页)。改革的成功与进步,需要满足的条件。一是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和目标;二是改革目标方向正确;三是改革步骤适应不超前;四是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五是实施路径;六是人力资源。
  现在来看王安石变法,他太急于求成了,太理想主义了,太相信他在一个县里的成功的改革实验可以推之于全国了。很倒霉的是,他又碰上变法那些年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再说人力资源,王的学生、继承人都被列入《宋史》的奸臣传。变法所用的官吏,大多只管自己的政绩而不得变法的真意。比如增加利息比率,在荒灾之年强迫富人为穷人担保,致使有产者皆破产。乱世时富人往往先受灾,因为穷人往往无东西可以榨取。史书中记录了许多官扰民的事例。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一年一考,这一制度也是促使官吏只顾政绩的一个因素。
  刘:你的猜测很有意义。司马光与其说他“保守”,不如说他是反对太过激烈的改革。希望你的猜测以后能够得到确实的史料证明。
  生发开来,近代以来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士大夫中的激进派,越来越没有耐心来做渐进改革,于是转向革命。这种心态造成的恶果今天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于是有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思想叙说。
  照你刚才所讲,难道宋代的思想家(如司马光之类)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层,已经想到了过于激进的改革的害处?还是,他们只是更朴素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比如,不扰民,不与民争利。是否又可以说,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激进思维,在一千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一方面是要改,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私心,为自己求取功名,就不管不顾现实,走极端。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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