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一种，在明清以来的茶艺发展史上它占有特殊的地位。其质朴的特质与深刻的艺术思想完美结合，成为中国茶文化中很需要的一页。

我国茶具是从陶到瓷的发展过程，到明清之时，瓷器已发展到光辉的顶峰。紫砂壶起于宋代，到明代忽然异军突起，数十年间即达到狂热的程度。而由明至今，紫砂壶身价一直未减，许多收藏家甚至倾其家财而搜集紫砂珍品。

明人对紫砂壶是评价极高的。周密《宜都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阳羡名壶》说：“台湾郡人，……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值金一笏。”《桃溪客话》载：“阳羡名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同价。”明代一把好紫砂壶，甚至可抵中人一家之产，常与黄金争价。至今，紫砂名壶甚至成为某些人一生追求、寻觅的目标。是什么原因使紫砂壶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得到这样的殊遇呢？

新技艺的发现固然是某种器具兴起的基本要素，但是否能够推广则主要看是否合乎社会需要。所谓社会需要，一是物质需要，二是精神需要。所以，紫砂壶的出现，主要还要从茶与人的变化中探讨原因。

我国古代中原及江南各地多流行绿茶，绿茶重在自然色泽，品味清淡，砂壶吸香，自然于绿茶不宜。而到明代，发酵、半发酵茶出现了。这种茶要求浓泡、味重，而瓷器久泡茶味易馊。而且汁浓壶必不可很大，一壶揣于怀中，砂壶手感好，有自然、温厚、平定之感，并且储之较长茶汤亦无“熟烂气”。紫砂壶以宜兴、阳羡、潮州等地特种粗砂而制，无土气，不夺香，又无热汤气，泡茶不失厚味，色、香、味皆不易失，甚至注茶越宿，暑月不馊。一壶在手，既觉温暖，又不烫手。这些，正是半发酵茶和红茶类的要求。所以，若无此类散茶的出现，无论文人如何提倡，不适用之物也是行不通的。这是物质基础。

但是，紫砂壶之所以能于明代短期内迅速跃居诸种瓷器之上，甚至达到可加冠加冕的地步，这主要还是特殊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

明代，尤其是晚明至清初，是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的时期。本来，明初的文人在茶艺中就追求自然，崇尚古朴，但主要是契合大自然而回归于山水之间。明末，社会矛盾继续加深，许多思想家都尽力想觅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而不可得。社会问题难以解决，文人们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或自我解脱。于是继宋代程朱理学之后，明代理学思想又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把释家禅宗思想和道家思想皆溶于儒学之中，形成一种新儒学。三教合一的新儒学继承了程朱理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的思想，一方面提倡儒学的中庸、尚礼、尚简，同时推崇释家的内敛、喜平、崇定；并且崇尚道家的自然、平朴和虚无。这些思想不仅在哲学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到文化界，继而进入茶学思想之中。这时，社会留给文人的自由天地更为狭小，想找一块暂时的沙漠绿洲也难得。于是，许多文人只好从一壶一饮中寻找寄托。所以在茶艺上，一方面仍崇尚自然、古朴，而同时又增加了唯美情绪。

据说，第一位有明文记载的制壶专家是金砂寺的一位僧人，他首创阳羡砂壶。此僧佚名，只知其性情“闲静有致”。所以，紫砂壶一入世便与禅理结合起来。

其后，出现了龚春，其艺名又为供春。供春是真正的紫砂壶的鼻祖。此人原是文人吴颐的一个书僮，其艺术构思肯定受吴的影响。他制壶期间，又常住金砂寺中，所以又受释家影响。其本人是下层人物，还带着劳动者的泥土气息。这多种因素，形成他质朴、典雅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无论色泽、形态皆取法自然。一把供春小壶，如老瓜红熟，蒂将落而古蔓存；或如虬根老皮，或似花瓣样细腻，变化万千，饱含韵致。

继供春之后，有时大彬。大彬常往来松江，为文人荟萃之地，与著名茶人陈继儒过往甚密。陈继儒崇尚小巧，时大彬则改制小壶。其著名作品有僧帽壶、葵瓣壶，从而明显表露出佛教与自然派茶人的影响。陈继儒作画往往草草泼墨，便突出一派苍老之气。时大彬以增帽简练表达平朴、崇定内容，其艺术思路是相通的。

明代还有陈信卿、沈子澈、李仲劳、惠孟臣等，皆为制壶高手。或以瓜棱造型，或以梨皮呈自然之色；甚至把老树虬根之上又放几个花朵，便称“英雄美人壶”。

清代陶壶专家有陈鸣远，以“包袱壶”寓茶人心内包藏万机；以梅桩老干体现自然之美。以“束柴三友”体现我中华儿女和茶人一贯提倡的友谊合作，皆壶中精品。又有陈曼生，多作梨形壶，突出提梁或把手的力度，并常以名家书法与壶结合。

所以，一把好的紫砂壶，往往可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韵律、书画艺术于一身。紫砂的自然色泽加上艺术家的创造，给人以平淡、闲雅、端庄、稳重、自然、质朴、内敛、简易、蕴藉、温和、敦厚、静穆、苍老等种种心灵感受。心灵的产物，自然比金玉其外、珠光宝气的东西价值要高的多了。所以，紫砂壶长期为茶具中冠冕之作便不以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