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及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之所以走上翻译家的道路是因为最开始对哲学作品感兴趣。但后来慢慢发现，我更热爱翻译诗歌和研究诗艺。在每一种艺术中，我们能够识别两个元素：艺术家的心和艺术的艺术材料。诗歌的材料是语言。语言是人的构成元素。其他艺术的材料都在人以外，只有诗歌的材料在人以内。我会作一首诗，我不需要发声将它念出来，那首诗还会在我的心里存在。古希腊学者斯特拉波写过：“诗歌是源哲学”。从这个角度看，诗歌是初始艺术，其他艺术算是诗歌的延展。

 

诗艺的美有两种元素：一种是内容的形象和意义；另一种是用典、修辞和韵律。把前者翻译成外语还算比较容易，但是后者比较难。

 

从语言类别来说，中文跟印欧语系的语言很不一样。中文是一种孤立语，而印欧语系的语言都是屈折语。中文的词和词素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而印欧语系语言的词和词素一般是多音节的。中文有音调，印欧语系语言没有音调。我们容易忽略欧洲诗意和古典中国诗意中的韵律手段。古希腊、罗马诗歌的韵律靠音节的长短和重音。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诗歌的韵律靠诗句中音节的数量、重音和尾韵。古典中国诗歌的韵律靠诗句中音节的数量、音调和尾韵。多音节的欧洲语言完全缺乏音调，所以没办法翻译中国诗意中仄平的节奏，也很难转运中文原文音节的数量。

 

我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主要在于古典文献。有人会问它是否跟当代人的生活相关？在我眼里，古今文学的价值没有分别。哥伦比亚作家达亚维拉写过：“艺术历史是其材料、技巧、主题、社会条件、心理动机、思维问题的历史，而从不是美的历史。价值没有历史。”很多人忽略过去的文学，认为以前的文学已经被现代文学超越了。但是我认为，艺术及其精神的创造并非被超越。难道柏拉图、孟子、苏轼的诗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等都被超越了？上述误解可能来自与技术发展的错误类比，比如，现在的电脑比十年前更快、内存更大。然而，人文属于定性界，科技属于定量界。定量的有进步概念，新的可以超过旧的，但是定性的已经超越了进步、新旧之类的概念。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看到西方科技明显的优势，就错误地认为全中国历史的人文成就都不如西方。混淆定性和定量的事会带来类似的后果。如果区分开来这两个概念，古今人文作品的不同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差异。达亚维拉说的极是：“对于那些懂得阅读的读者来说，所有文学都可以是当代的。”英国作家C·S·路易斯写过一篇重要的论文《读古书的价值》。他试图跟读者解释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盲点和偏见。生活在某个时代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时代的盲点和偏见。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关键是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盲点和偏见。阅读跟我们不同时代的书能够慢慢理解自己的偏见，这样才能最终超越自己的思维局限性，视野变得更开阔。

 

现代化和连续性一定要保持平衡。这个平衡来自文化。文化是社会中唯一同时能变和不变的，几乎像人脸一样。老朋友多年不见，再次见面还能认出来。虽然脸和整个身体会有变化，但微妙的变化中有些东西一直不变。中国拥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文明，虽然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表达等方面都有一定区别，不过，文化从未失去自我认同。

 

人是人的镜子，人面对人，人跟人交流，人跟人对话，通过这样方法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知之明。文学也一样。一国的文学只有通过跟其他国家的文学交流，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