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经过明帝刘庄的努力，在汉章帝登基之时，王朝的基础已经打牢，而基本的王朝格局也已经形成。虽然采取了一些集中皇权的手段，却也逼迫东汉皇族不得不依靠外戚家族以稳固统治根基。

豪族遍地的社会与经济格局决定了东汉王朝必然是一个中央权威和号召力有限，缺乏深厚稳固基础的王朝。因此虽然采取了一些集中皇权的手段，却也逼迫东汉皇族不得不依靠外戚家族以稳固统治根基。

刘秀设想的刘氏皇族与南阳阴氏外戚集团、河北郭氏外戚集团共存并捆绑的统治集团结构，正是在汉明帝的一手打造下，形成了刘氏为帝，南阳阴氏集团占据外戚优势地位，河北郭氏集团并立但处于从属合作地位的稳定格局。

此后在东汉的大部分时期内，东汉的皇后均产生于这两个外戚集团的阴、马、窦、邓、梁、阎、宋等大家族之中，皇室与两个外戚集团稳定的捆绑，在表面上“外戚专权”表象的背后，不但保证了刘氏的帝位延续，也实现了统治集团基础的稳固。大权确实多次在皇帝与外戚间易手，却总不出既定范围。他们之间虽然也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总体上是相互依靠和利用。三个集团的联合保证了皇室扎根于豪族社会之中，又凌驾于豪族社会之上，从而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国家政权。

反过来，也正是在桓帝依靠宦官摆脱了阴、郭外戚集团后，东汉就迅速走上了内乱和衰败的道路。而灵帝时代以何太后一族为代表的外戚彻底之灭亡后，东汉也就加速走向灭亡了。

另一方面，明帝严切苛刻的吏治造成了一时政治清明，地方豪强收敛，治安好转。但这一手段在达到效果的同时，种种弊端也渐渐浮现。

苛刻严切的行政作风导致冤狱大大增加。害怕上级追责的官吏治狱势必宁枉毋纵，宁重毋轻。加上贪酷之吏循私舞弊，“狱多冤结”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权有势，有罪吏尚不敢问，蒙冤之事肯定较少，遭残吏迫害的狱中“冤人”当然多是普通百姓。

因此，吏治的矛头也开始指向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残吏”。在明章时代之后，这一问题渐渐严峻，官吏的“苛刻”“奸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使百姓生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治安状况也出现滑坡。

这时，民间的呼声开始要求抚民有术的“良吏”取代“残吏”。“良吏”如何产生？地方豪族中部分接受了儒学的家族逐步成为“良吏”的稳定来源，从而成为后来的世家大族的雏形。而东汉晚期外戚豪族集团的退出又为这类儒学世家大族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可以说到此时，汉明帝奠定的东汉王朝的基本政治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东汉王朝也随之即将走到尽头。而地平线上，一个世家大族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已经渐渐显现出越来越清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