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大概内容就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张变法，触及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苏轼对两派持中间态度(即抗拒司马光的守旧派，又指出变法派在实施新法的漏洞，总之两边不讨好)最后被变法派抓住了其在抨击变法缺漏时作的诗，污蔑其顶撞皇帝，而该诗所作之地叫乌台。

司马光也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的，作为传统士大夫谁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可惜王安石脾气倔，听不进司马光提出的变法中的问题和意见，认为司马光就是反对他。最可惜的是两个人的意见矛盾发展成政治站位也就是党争，这东西是不管对错只管站位的。

苏轼的不得志和性格有很大关系，新法推行时苏轼没有处理过地方事务，有属于贵族出身不理解新法虽然愿意介绍新法但是不支持一次性的彻底改革。而旧法重新上台后的苏轼已经处理了多年基层事务，这时的他看到了新法对于百姓的好，对于旧党完全废除新法的活动开始不屑一顾，这种或正直或洒脱的性格造成了苏轼的不得志。

苏轼在变法的问题上，他是认可变法图强的，问题是新党本身在他眼里是一堆小人(我们眼里因为新党亡国所以都打成奸臣了)，而旧党当政的时候，他会去说王安石的法律确实有挺好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用的。这里其实他是真的想变法图强，认为里面有几条是确实挺好的可以采用的，但是在真正的新旧党眼里已经是非黑即白了，而且这里王安石变法里对中央集权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苏东坡政治智商很低，而且大嘴巴，几次都是祸从口出。单论诗歌才华，前有李白，后有苏轼。王安石确实是北宋后期的政治支柱，一定程度上给北宋续了命，但北宋的问题是积重难返，严重抑武，士大夫阶层固化，寒门虽然偶尔能掌权，但依然斗不过士大夫群体。

“乌台诗案”首先是政界上一些人物，挖空字句去故意整苏东坡，目的就是要逼死苏东坡。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乌台诗案前几年的苏轼，确实是相当心高气傲，在诗词中基本都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自己对朝廷的不满了。朝廷采用青苗法，给农民发(对当时来说)低息贷款，苏轼偏要写农民拿着贷款去城里逍遥快活，大半年不回家，甚至连小孩都学会了城里的口音。

朝廷开掘河道发展经济，苏轼偏要写劳工工作淤泥满身。朝廷严禁私盐贩卖，苏轼偏要写老头挖竹笋根舔甜味，因为“家里三月食无盐”。当时的苏轼是文坛领袖，大家竞相传颂，一时新法民怨四起。可以说在当时的苏轼眼里，看不到良辰美景，看到的都是穷苦百姓，非要和新法杠到底。而乌台诗案之后，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的苏轼，不再着眼于政治上民生上的局部困境，而是放眼于普世的人生的大困境。他自己成了自己曾经笔下的“穷苦老农”，“人人知我囊无钱”，但这一次他不再是牢骚满腹，而是和老农一样挥着锄头，不改其乐。

总之，“乌台诗案”固然是一场政治浩劫，但劫后余生的苏东坡，却完成了自己思想境界上的蜕变。苏轼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沉浮人情冷暖后已经看开了，但他还是有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气节，就算之前因为上书被打压，在回京城复官后看到旧党打压新党的不公后依旧上书直言，这确实达到了一个读书人达到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