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清明廉洁、为国为民的好官被称为循吏，下面这位可谓是循吏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却被免了官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了消除地方陋习，他不怕传染，与病人同住在一起；为了医治贫困病人，他不惜钱财，把俸禄全部捐献出来；为了方便断狱审案，他不辞劳苦，把办公室设在了牢狱一旁；为了秉公处理政务，他不畏强权，结果遭到谗言被免职；为了效力辽东战场，他不顾年迈，最终殒命于行军途中。如此忠君、爱民、大义、无私的清官，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难得一见的。他，就是一代循吏辛公义。

所谓循吏，说白了就是奉公守法，造福百姓，而受到百姓一致称颂的好官。循吏这个称谓，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在中国历朝历代所记载的循吏中，辛公义无疑是最典型、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

辛公义，生年不详，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家境贫寒，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并亲授书传。北周时期，辛公义入选太学，因勤苦好学，熟悉道义，见解高远，颇受儒士们赞赏，历任掌治上士、扫寇将军、宣纳中士、内史上士。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辛公义历任主客侍郎、驾部侍郎，因政绩突出，得到了隋文帝“唯我公义，奉国罄心”（《隋书》）的赞扬。

后来，辛公义因随军灭陈有功，被提拔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岷州，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知识匮乏，尚未开化，文明程度很低。辛公义就任岷州刺史后，发现此地有“畏病”的“土俗”，即“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若家里有人生病，家人不但不照顾，反而远远地躲开，就连父子、夫妻之间都如此。这种畏病如虎的可怕民俗，致使“病者多死”（《隋书》）。

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因为当地人怕被传染而对病人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任其在病痛煎熬中活活等死，这完全与汉民族倡导的孝道主义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在辛公义看来，真正可怕的不是病，而是当地人的这种“孝义道绝”，这种不通人情的愚昧不化。此风不除，岷州难以安定，也难以发展。对此，辛公义非常担忧，决定从根上整治，移风易俗，“公义患之，欲变其俗”（《隋书》）。

主意已定，辛公义派人分头去巡视全州，发现患者，一律抬至官衙厅堂，请医生为他们诊治。酷暑疫情高发时节，厅堂里的病人多达数百，走廊也住得满满的。为便于照顾病人，辛公义则“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一边就地办公，一边关心治疗。此外，辛公义还将“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隋书》），把俸禄全部捐献出来，为病人求医买药，供给饮食。在辛公义的精心护理下，许多病人都转危为安，渐渐恢复了健康。

待病人痊愈后，辛公义派人找来其亲属，推心置腹地当面对他们说：“一个人生死由命，与接触病人身体无关。之前，你们因为怕传染，对病人不管不顾，他们才会死去。你们看，如今我把病人都聚集一起，日夜坐卧在病人中间，我不是没被传染吗？这不是好好的吗？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再相信那些土俗了！”病人的家属们听罢了辛公义这番话，无不羞愧，再三叩谢后领着亲人而去。

作为亲身照顾病患的榜样，辛公义的一言一行让岷州百姓在思想上觉醒，“此风遂革”，“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从此以后，百姓凡有生病者，其家人都会带着病人争相到辛公义那里去接受救治，对无亲属的病人，辛公义则把他们留下来供养，岷州境内出现了“始相慈爱”的良风，   “合境之内呼为慈母”（《隋书》），岷州百姓发自肺腑地称辛公义为慈母。

因官风好，口碑佳，在治理好岷州后，辛公义又被派往牟州（今山东莱州）担任刺史。赴任路上，辛公义听说牟州监狱人满为患，觉得很不正常，又觉得事关重大，故到任后，不是先去官衙歇息，而是直奔监狱，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现场办公，对在押之人进行盘问，一连工作了十余天才回到官衙，“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隋书》）。

对于新的诉讼，辛公义不急于立文案，而是先行审问；若遇疑难案件，当天没审完，才将罪人暂时关起来，他自己也不回处所睡觉，而是睡在在大厅里。有人劝他：“此事有别人办理，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辛公义说：“我作为刺史，没能引导百姓向善，才出现了百姓犯罪而被关押。子民被关押，我能心安吗？”一些罪人听到辛公义这番言论，“咸自款服”（《隋书》），诚心服罪。

辛公义不辞劳苦、勇于自责的事迹传开后，“讼者多两让而止”，因为不肯劳累辛公义，矛盾双方都不想再打官司了，狱讼迅速减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除了引导百姓遵法守纪，辛公义还关爱民生，率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走致富之路。史载，有一年普降暴雨，山东“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独而牟州境内“犬牙交错，独无所损”（《隋书》），不能不说是辛公义的功劳。

仁寿元年（601年），辛公义被任命为扬州道黜陟大使，负责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当时，太子杨广之子豫章王杨暕在扬州欺男霸女，作恶多端，干了不少坏事。杨暕害怕辛公义会对自己不利，便派人提前去境外迎候，求其手下留情。辛公义明白杨暕的用意，以“奉诏不敢有私”予以拒绝。到达扬州后，辛公义秉公办事，对混蛋官员“皆无所纵舍”（《隋书》），并将杨暕的罪行如实上报朝廷。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去世，太子杨广登基，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隋炀帝即位后，听信了儿子杨暕、原扬州长史王弘等人的谗言，“因言公义之短，竟去官”，将辛公义罢官，但“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隋书》），很多人聚集在宫门为辛公义鸣冤叫屈。几年后，隋炀帝一则了解实情，二则为了笼络人心，便让辛公义任职内史侍郎，后任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

后来，隋炀帝因高句丽不遵臣礼，举全国之兵远赴辽东，志在彻底征服朝鲜半岛，年过花甲的辛公义也在随行队伍中。因为年老体衰，辛公义在大军行至柳城郡（今辽宁西部）时病亡，一代循吏竟客死他乡，时年六十二岁。辛公义一生不仅爱民如子，倾力教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不畏强权，公正廉明，深明大义，他对得起“慈母”这个称谓，也对得起他名字中的“公义”二字。（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