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是曹操亲密合作的谋士，曹操为何容不下他，将其逼死?建安十七年十二月，曹操兵下濡须口，与孙权隔江相持。几乎是同时，因病留守寿春的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荀彧收到一个从前线寄给自己的食盒。然而打开后却空无一物。空白的食盒似乎指示着什么。于是荀彧饮药而卒。终年仅五十岁。对于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来说，实属英年早逝。

荀彧死亡的消息迅速被江东探知。孙权随即贴出布告，指斥曹操因为荀彧拒绝执行他杀害伏皇后的命令而迫害荀彧致死。布告贴到蜀中，刘备给了八个字评语：老贼不死，祸乱未已。是时三方鼎足之势已成，彼此再无顾虑可言。横竖二五也是一十，以炎汉正统自居的刘备干脆就将曹操比作汉朝的庆父，也即祸乱根源。

历史学家们认为关于孙权指斥曹操一事证据不足，以荀彧之聪明智慧，便有此事也不会落到如此狼狈。但江东并不在乎给政敌曹操多加一条哪怕虚拟的罪状。何况迫害伏皇后实在是有的。而且是有大贤之名的“龙头”华歆亲自带队执行。虽与荀彧无关，却同曹操有碍，也不能说绝对冤枉了他。

而荀彧之死也的确与曹操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曹操逼死了荀彧。而这两人的推诚相待、亲密合作至今已经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以来，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取代荀彧在曹魏集团中的作用或对曹操的影响。虽然曹操麾下谋臣如云，尽有奇思妙策人所难及者。但是荀彧只有一个。所有谋臣之中，只有荀彧被敬称为今君而不名。

这不但是曹操也是许都所有名儒文士的共识。二十一年来，每当曹操领兵出战时，留守根据地负总责的一般总是荀彧。曹主外，荀主内，曹操是大汉王朝的丞相，而荀彧却是曹操的丞相。荀彧道德厚重，学问渊深，忠正老成，政事通达，爱才善举，能识大体。许都冠冕之中他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

因此有所谓“五百年间命世者”之称。曹操称赞荀彧在辅弼、检举人才、建言献策和密谋四大方面的杰出作用。司马懿也说，史书中记载的久远故事不提，在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百十年间，没有贤才能够赶得上荀彧。然而事到建安十七年，曹操竟已不能再容忍这个贤才大德继续生存下去。

因为之前不久荀彧曾反对过曹操晋爵魏公的建议。虽然措辞并不苛刻，语调也并不激烈，但反对的意见既出自荀彧之口，就绝不能小视。曹操为此很不高兴。公爵的取得非同小可。因为这已超越了寻常所谓臣僚的范围，而有开府建国之权。之前，曹操也可以将贤人们招揽进丞相府以便为自己服务。

比如杨修或七子们。但从体制来说，丞相本身即是汉臣，因此他的僚属们便也均为汉臣。而倘若跃升为公，则可裂土分茅，建立自己的国家，定都并且组建从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子。汉朝肇始时，诸王威权极大，在各自的领地上行政、军事、财政一总统之，虽有朝廷派出的相和尉加以匡扶，但仍经常出现诸王权力大到破坏平衡的程度。

因此本朝中后叶尽管名臣辈出，如国公级别的大人物却极罕见。之前建安元年时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从此开始建安时代。但也正在这一年，王朝的实际权柄即归于曹操。因此一般公卿官佐们都在努力地揣摩皇帝与曹操之间的关系以求在两者中寻找到平衡。因此曹操倘若晋爵为魏公，威权并重，在礼法制度上已可稍与皇帝抗衡，而远在其余大臣之上。

这无疑是一个破坏平衡的信号。荀彧因而反对。但即使以他的远见卓识也未必想到数年之后满朝公卿真的已被架空。随着曹操晋爵为魏公不数年后又晋爵魏王，在制度上享有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天下贤才名士文武将佐便蜂拥而上魏国求一官职，以致皇帝刘协手下的汉官们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均已成为一种摆设。

著名的猛将夏侯惇先时曾任汉朝伏波将军，然而当魏国肇建时他却迟迟不得封号，于是不满地向曹操抗争。曹操的答复是以夏侯惇的功绩威望，在新创建的魏国中任职不免屈才，因为按本朝的礼节，臣僚可以分几个等级，而最高等的臣子可以为君主之师，即所谓“太上师臣，其次友臣”。

汉朝成立垂四百年，明主贤臣不胜枚举，自然有资格用夏侯惇这样的臣子，但魏朝初建根基尚浅，所以不敢贸然将夏侯惇纳入自己治下，但夏侯惇坚辞要求，于是得封为魏国的前将军。此时本朝名士已基本都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四人在汉中王刘备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样。

因此当建安二十三年许昌发生叛乱时曹操才盛怒到几乎将汉官杀光，以至于当时有朝中又换一面目的慨叹。但即使真正杀光，于时也已无碍。正如建安元年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洛阳迁到许昌一样，此时已从许昌倾斜至魏国的都城邺城。曹操将许昌的汉官们都召集到邺城，然后令当晚出门救火的汉臣出列。

汉臣们觉得救火应该有功无过，于是纷纷出列，而曹操将他们都杀死，理由是在许都混乱之时出门救火，纵无附逆之实，也有添乱之嫌。此刻实际上处理国家大事以及朝廷日常事务的机构已全在邺城。许昌诸汉官虽然体系完备，却完全被架空。此举令我们联想到千余年后明代的两京之制。

虽然洪武皇帝朱棣迁都至北京，但南京首都的资格并未废除。在南京也有一个体系完备的和北京一一映射的官吏系统。但因并非政治中枢，实际上无权无钱，国家的基本俸禄只能糊口，以至于南京官吏们只能另想出路谋财。以耿直闻名的副都御史海瑞去南京赴任时，惊讶地看到官吏们在街上横征暴敛，宛如抢劫。

建安十七年，荀彧虽然想不到日后的情况比他曾设想的还要糟，但曹操晋爵魏公之事却已被提到日程上来。荀彧并非不知即使自己出头反对多半也于事无补，因为这件事背后实在有很深内涵。于曹操，十余年来把持朝政，根基已稳，是时机将自己的统治进一步纳入正轨。同时也可试探一下朝野反应。

而于群臣则均想借拥立之功再进一步，谋求更高的职位。因此日后当刘备拒绝担任皇帝时，诸葛亮的劝说中便提到这点，倘若群臣的意愿得不到满足，则于事业必有极大损害。因此即位有时也的确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谓“坚辞不就”也只是烟幕而已。反例则可举出宋江。

之前，李逵曾经多次拥护其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做皇帝。宋江囿于“忠义”钳制，始终不敢应口。实则梁山众将所以不满招安，其根源并非对忠义的坚持或对起义的忠诚而是对利益的坚持。倘使宋江做了皇帝，则诸将当然可从草寇提升到朝廷重官大将，好处自不待言。否则即使投降朝廷，也要有必要的政治待遇和安全保障。

是时蔡京、高俅把持朝政，皆与梁山有旧仇，即使招安，日后的升迁之路也必然艰辛。果然所谓一百单八将中得任官职的极少超过上梁山前级别。以前是中级，现在还是中级。

招安无丝毫利益可言，又不如在山寨时的痛快淋漓，倘若不是愚忠贯顶为博声名不惜性命的人，谁愿意做这赔本买卖?因此梁山招安各领官职之后，宋江、卢俊义一死，便涣然冰释，兄弟彼此再无往来。并非当日忠义而今淡漠，而是已经形不成一个聚合的利益共同体，涣散是必然结果。

因此荀彧的出头几乎是挑明了和曹操以及以曹操为首的利益共同体为仇作对。本来，倘若荀彧拥护甚至默许，当曹操顺利晋爵魏公或魏王时，辅弼大臣之首仍然是非荀彧莫属。是时荀彧本人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广泛的声名，前景之美好触手可及。然而荀彧还是毅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