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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社会舆论监督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类别:国学资讯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春秋时期的社会舆论监督

    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夹在大国之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惴惴不安。 

    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583-前522年)。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挟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的“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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