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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在清代的人口增长过程中实在功不可没
来源:新浪专栏新史记    作者:佚名    类别:社会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番薯在清代的人口增长过程中实在功不可没

清代台湾民生


    说起番薯,它与花生、玉米等食品一样,也是一种外来物种,但在清代人口爆炸式增长而耕地面积所增有限的情况下,它成为下层百姓填饱肚子,支持生存的重要食品。所以我们要讲清代食,就不能不说番薯。

    番薯,各地称呼不同,又名甘薯、金薯、红薯、朱薯、白薯、红苕、地瓜、山芋等。它原产于美洲中部墨西哥等地,后由西班牙殖民者携种至菲律宾等国。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番薯传入中国,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其传入之途径,一说来自菲律宾,一说来自安南(越南),一说来自琉球群岛。乾隆《福州府志》中说,番薯来自于吕宋,“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之”,但不愿将其交给中国人,有中国商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篮中以来”。说到番薯传入中国,还有不少动人的故事:

    番薯最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美洲传到世界各地的。明代,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番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一个传说故事是,番薯是在明代万历(1573一1620年)年从吕宋(即今菲律宾)传入中国的。当时,福建商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发现当地出产一种叫“朱薯”的植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当地人视为珍宝,而政府严禁朱薯出口,哪怕是一根薯藤也不准流出国界。 陈振龙花了大量的钱财,买了几尺薯藤,并学会了种植方法。随即便将薯藤藏在船中,带回国内。从此,番薯便在我国国土上繁殖开来了。另一个故事说,广东电白县有个叫林怀兰的医生,从交趾(今越南)引进了番薯。那时,番薯是交趾的国宝,林医生治好了国王女儿的病,在国王赏赐的番薯中私留几块生番薯。他带着番薯逃回中国途中,交趾国的关将因为曾受过他的医治,受惠于他,于是放他出关回国,而那个关将也因此投自杀了。此后广东才有了番薯。还有一个故事,说的也是万历年的事,说广东有个叫陈益的人,在安南(越南)受到当地酋长的接待,吃到了番薯,甘美无比。他买通了酋长的仆人,私带番薯回国,途中历经险阻,终于将番薯引种到了广东。传说故事都是美丽动人的,今福建乌石山有“先薯祠”, 广东吴川霞洞乡“林公庙”,都是为了纪念引薯的先贤们的。这些故事说明,在传统时期的社会中,一个有益民生的物种的引进,多半是经历的千辛万苦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番薯与中国境内自古就有的薯蓣是属于不同科目的植物。如海南岛黎族地区至迟在东汉(始于公元25年)以前就有以薯为粮的记载了,至宋代,海南黎族种植薯芋之类物已经十分普遍。宋?赵汝适《诸蕃志》下的记载说:黎人所种的粮食不足,就用薯芋和粮食和在一起来煮粥。但黎人之薯蓣,类于芋,与今人们仍然经常食用的山薯(山药)相近,与明中叶后传入我国的番薯有根本不同。明代农学家徐光启曾指出:“两种茎叶多相类,但山藷植援附树乃生,番藷蔓地生;山藷形魁垒,番藷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藷甚甘,山藷为劣耳”(《农政全书》卷27)。番薯传入我国后,人们也常用甘薯、薯芋来称呼它,以至于后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称。

    明万历番薯传入中国后,首先在福建、广东等地传播。但番薯真正大规模地推广,却是在清代。

 

番薯在清代的人口增长过程中实在功不可没


清代台湾民生


    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清初,承明末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渐次得以恢复,至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乱”后,出现了下太平景象,后来更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在此期,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情况。
 

    清代人口的大幅增长中,有许多非自然增长的因素,如康熙五十一年实施“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废除了千百年来按人丁征税的政策,还有统计方式的变化等等,但人口总数迅速膨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清人口爆炸式增长而可耕地面积增长有限,虽然粮食等物产量与种都有增加,但与人口增长的却不成比例,所以,对土地气候条件不甚挑剔,种植不需太多技术的番薯就大行其道了。


    清代民食不足,以政府的力量推广番薯,大约始自于康熙时期。《清稗类钞·植物类》载:“康熙时,圣祖命于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直隶、江苏、山东等省亦皆种之。”可见番薯经明末到康熙时期的流传与推广,其时国内不少地方已有种植,尤其是南方一些省分,已较普遍。雍正至乾隆初,番薯已成为南方一些地方贫苦人家口粮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年间,一些地方大员给皇帝报告就说明了这种情形: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巡抚黄国财奏报:“查泉州府属之惠安、同安、金门沿海处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値米贵,近海穷民不无艰苦。”(《硃批谕旨》卷19下《硃批黄国财奏折》)番薯的收成与下层百姓的生活,已有很大关系。雍正六年(1728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原多种番薯,以代米粮,现俱大收,每觔卖钱一文,黄冈、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约计一人一日之食,费钱不过一二文。”(《硃批谕旨》卷7之3《硃批孔毓珣奏折》)清代文献中此类奏报还有不少,可见,乾隆以前,番薯主要产于广东和福建两地,并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在发生旱灾荒的年分,更是小民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因此才会进入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报中。

    乾隆以降,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对土壤、肥料及雨要求都不高的番薯,从南向北得到进一步推广。除了民自然传播外,官方出面进行的推广起了重要的用。最初,还是一些地方官员为当地的安定而进行的推广,后来逐渐演变为由最高统治当局出面,大力推广。

    自乾隆初起,地方官员推广种植番薯的例子不少。乾隆十二年(1747年)安徽巡抚潘思榘要求全省种植红薯,得到部分落实。安徽凤台县知县郑基“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硗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乾隆间山东范县知县吴焕彩在当地“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清史稿》,《郑基传》,《吴焕彩传》,卷477)。较典型的事例是,山东按察使陆燿,总结当时种植番薯的经验,写成《甘薯录》,刊刻发给各府州县,宣传种植甘薯的好处和方法,收到很好效果。大体上,从南到北,逐步传播推广,有些地方推广比较顺利,如江西、安徽等地,有些地方则几经周折,如津、河北等地,因种秧的保存遇到气候因素的影响,经过一段时的摸索才得以推广的。《清高宗实录》卷1326载: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发布上谕,命令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乾隆帝在上谕中对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说他写的“甘薯录”通易懂,命令“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又说,现今河南欠收,地方官员要仿照南方省份的办法,大力推广番薯。其他一些地方,也要把《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使民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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