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升王氏家族初期，或以农为本，或肩挑小卖，小日子小打小闹，全只靠自己勤劳俭朴、节衣缩食地艰苦度日，虽也置地修房，亦不过零敲碎打，为只为糊口养家和聊蔽风雨而已。数世之后，方有人延师读书，出过一个生员，从此耕读传家。但直到明末清初，尽管十三世王兴旺曾是静升首户，十四世王斗星、王列星兄弟也富甲一方，却终因早期创业不具规模，难得全方位顾及，以致他们的生活历程、人生踪迹，除前述《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中关于士农工商的简要言及外，至今还极少发现其他文字记载。倒是十四世另一支王谦受、王谦让、王谦和、王正居、王谦美兄弟五人，天赋既高，又得家教，思路甚宽，胆略也大，方才在王家创业史上谱下了新的一页。这兄弟五人果然是手足之情，他们五位一体，或聚或散，有分有合，有雄图也有壮为──由谦受、谦和外出闯荡，贩卖盐粮、绸缎、杂货、骡马等等，由谦让、正居留守家园，经营土地，扩展家业，谋求增强大本营的实力。如此数年，家囊渐实，才算真正奠定了王家得以称雄一方的基础。

　　相传谦受、谦和兄弟二人，审时度势，同晋及蒙，尔后由晋蒙又到燕赵齐鲁一带，初为行商，后为坐贾，初则近处交易，后又长途贩运，初时自营自销，后便入股成董，初在小县城镇，后便扬名京畿。总之是财路越来越广，家资越来越厚，直到可以雄踞一方之后，既沟通了“黑道”，也打通了“红道”。简直是“王”者天下任我走了。这里所谓“黑道”，无非是土匪、痞子、山大王之类。他们自然是受过这些人的骚扰劫掠的，但一来二去，花费些银两，便“化敌为友”，完全以玉帛化干戈了。他们学会了这些人的行话黑话，懂得了这些人的作派来派，所以在一次贩马途中，尽管去路被挡、马匹被抢，终久还是化险为夷，仅仅虚惊一场罢了。那次，非但马匹如数归还，反倒赚了两餐酒饭，几身皮袄，并成为这之后茶余饭后兄弟俩过关斩将的话题。

　　至于“红道”，当然是指官府衙门了。据说谦受、谦和兄弟俩全都擅长交际，能言善辩，既会逢迎，也能自持；既能测得“风向”，也可听得“风声”；只因朋友到处都有，机遇便从不放过。那年，兄弟俩住进一家客店，正遇两位军校打尖，言谈之间，茶酒相敬，很快便似熟人友人。当军校谈到朝廷近期在陕西平叛，急需军马粮草等品，而军方正为此运筹，命他俩巡行催办时，谦受当即毛遂自荐，尽献良策，力表兄弟俩甘愿为国分忧，效犬马之劳。那军校二人正为重任在身而犯愁，闻听此言，又见二人精明可信，自是喜上眉头，遂如此这般指点途径，让其先去讨得某某手令，尔后再分头催办征敛，分头买卖转运，并暗示此等肥差之渔利自不同于一般。四人谈得投机，酒兴大增。谦受、谦和自是聪明之辈，二日早起，不仅付清全数店钱酒钱，且以银两相赠军校，结为密友，随后匆匆出门上马，各奔前程。

　　这一来，谦受、谦和很快便同官府结交上了，他们以其经营牲畜之优势，首先向平阳府献马24匹，果由此受命，得以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于是，借得官威，如虎添翼，官商一气，凡事顺利。兄弟俩一个北上塞外贩马，一个南下中州集粮。除粮食军马外，但凡草料鞍辔等一应军需物品，也都顺手可图，从不掉以轻心。这中间兄弟俩方才晓得，上自州官县衙，下至乡里村甲，凡到之处，之所以无所不能，或有难色而不敢违抗者，是全凭这一纸官印了，官商联手之益由此深悟。

　　转眼，战事结束，朝廷嘉庆功臣，又不想凡此番涉及之军方地方，无不奏章为王氏兄弟请奖，王谦受、王谦和乃名噪一时，生意做进了京城，店铺骤然增多，家境很快殷实。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举办皇恩浩荡的“千叟宴”时，年届古稀的王谦受作为京畿富绅，更还有幸成为赴宴者997人中的一位。 康熙帝此番赐给王谦受的一把龙头拐杖，一直供奉在王家祠堂，到20世纪50年代初，它才被一位爱好音乐的农民，用以改制为二胡杆把。

　　王家得益于官，得势于官。因此，发迹之后，便日渐热衷仕途，向官场挺进，似有意无意间，淡薄了经商。王谦受首先为自己的儿子王梦简花钱捐了个“州同加五级”，随后王家子孙或相继科考，或次第捐官，不少人或大或小，就还有了顶乌纱帽。这中间，有些人真才实学，满腹经纶，尽管位置不同，终久还为后人留下了些可资称道的话题。有的人虽用金钱买来了官帽官位，却终久买不到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和浩然正气。以致表面官模官样，却常又不解农商。好在王家人在官场中还没有传出过什么丑闻，据说这都得益于自幼家风家教之良好。同时，王家一部分人买官也只不过是当时社会历史大环境中的一种趋同行为，我们也许不会赞赏这种行为，但也绝不会离开历史苛求古人，责备古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广为称颂的这些王家大院高家崖建筑群和红门堡建筑群等，无论如何，它毕竟来自王梦简的孙子，也就是王谦受、王谦和的曾孙──王汝聪、王汝成兄弟，一个是“军功叙议州判”，刑部山东司郎中，一个是“布政司理部”，且不说他们的政绩如何、功绩如何，在百姓中的口碑又如何，仅就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些设计精巧、南北特色兼具而又能够留存至今的建筑艺术，也不能不算是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贡献。另方面，王家在步入官场之后也并非就此完全弃商。至今当地老年人们还记得，直到民国初年，仅以人称“花甲子”的二十一世王饮让一家为例，他的当铺钱铺杂货铺等商号，除占静升半条街外，南自洪洞、赵城、霍县，北经介休、平遥直到保定、京津一带，几乎一路都有他的店铺。若不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举家南迁，他的家业就可能还会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