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岳川讲文化讲书法是一种享受。纵横古今、贯通中外，每个话题他都能洋洋洒洒地谈上几个小时。浑厚的嗓音、严密的逻辑，加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配以收放自如的抑扬顿挫，让人不觉间已经忘记了周遭，跟随着他思想驰骋：在隽永、灿烂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怡然畅游，为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的运命起伏感慨万千，并也不由自主地坚信：经过创新的东方文化一定能成为21世纪人类世界中的重要思想。

　　这个温文尔雅的四川人，五岁开始习毛笔字，如今，写得一手好书法之余，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也是样样精通，诗情满怀的他，每逢中秋之夜都会在未名湖畔拉起《二泉映月》。从国学到文艺美学，从西学到文化研究，再到全球化中遭遇到的国学问题，这个骨子里浸透着中华文化底蕴的学者，一路走来，伴随着一路光辉：1991年年仅35岁的他被破格提为北大副教授，1993年又再次破格成为北大文科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便被列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6年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1999年成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学者。

　　正本清源：首倡“文化书法”

　　写了四十多年书法的王岳川，始终坚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的书法，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也许是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文化身份标志。

　　于是，这个尊崇二王笔法、张扬魏晋风骨的北大教授，为书法界的一些反文化、反书法的颓败之气而痛心。书法界美术化，技巧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趋势，市场化的习气，以及充满了“怪力乱神”、旁门左道之气的所谓标新立异，促使有识之士发出“要扶持书法界浩然正气，阐释书法经典价值”的呼喊。这种呼喊，是季羡林、任继愈等国学大师的心声，也是北京大学书法界的努力方向，这其中，呼声最高也将之付诸实践的便是王岳川。

　　王岳川认为，如果一个书法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重大空洞，他的书法就是饾丁之学，就丧失了书法灵魂和鲜活的生命。没有了中国文化精神张扬凌厉的奠基，所谓笔墨功夫也就不了了之，无可如何。“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远，虚幻热闹之后必终将归于销声匿迹。”

　　1993年，王岳川便与金开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年北大版），这本号称中国书法界最厚的书法著作（260万字），被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沈鹏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重要而全面的一本书法著作，甚至一度被韩国书法家们称为“中国书法界的‘圣经’”。然而，王岳川却越来越发现，光靠编书来匡扶正气力度是很小的，成立一个专门培养人才的书法研究所才可能有所作为。

　　2003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在当时的艺术学系挂牌成立，季羡林 、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 沈鹏、欧阳中石、张海等先生任顾问，金开诚任所长。在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担任书法所副所长的王岳川“文化书法”的理念也随同研究所一起应运而生。

　　在《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王岳川提出了书法文化的概念，强调书法和文化的血肉联系；十几年后，“文化书法”的提出，则在书法文化的基础上更上了一个境界：它强调的是文化对书法的根本性意义。他认为，真正的书法是超越于技艺之上的无法之法，而正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文化造就了这“无法之法”。“拿一块石头扔到水里，这块石头不管它多么轻都会沉下去。要让这块石头不沉下去，有一个办法，我们造一艘船。如果这艘船造得足够大，它能载动比石头本身还要重的更多的东西。这个石头就是书法，这个船就是文化，这个水就是这个社会。如果用我们这个石头去打这个社会，它很快就会掉进去了，它就只会变成某幅作品的一个价格。但是有了文化，我们就可以载动更多的书法。”

　　“文化书法”是北大书法所强调的书法教育纲领和书法文化身份的体现。王岳川强调，文化书法不是流派，也不是新创的一种书法形式，而是旨在纠正时尚书法的唯技术主义、唯美术主义、唯视觉主义及市场主义等。强调要回归到书法本身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广博的人间关怀。因此，北大书法教育更强调书法的文化内涵，注重创作中内容多些孔老孟庄、经史子集的内容，籍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审美编码，从而实现书法对人的塑灵性。

　　这一理念提出后，得到了书法界众多同仁的赞同，他们认为，“文化书法”是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它表明了当代书法承续传统精神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性。

　　继“文化书法”的理念之后，王岳川提出了“走近经典”与“走进魏晋风骨”这一“文化书法”的具体步骤。他说，文化书法的第一步就是倡导发现“魏晋书法风骨”，使之成为今日书法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地基。他认为，魏晋是书法真正觉醒的时代，魏晋书法是个体历尽艰辛坎坷之后的生命精神和艺术气象的整体提升，是中国书法格高韵深、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代表。“走近什么同时就意味着远离什么。”所以，“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远离小我一己的狂妄，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矢志不渝：找回北大书法传统

　　“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是中国离书法有多远！”面对社会上有人对北大当代没有真正书法大家的疑问，王岳川掷地有声地如此表示。他认为，书法在当下中国的确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其二，在整个世界西化的浪潮中，中国传统上经史子集的言说方式消失了，言语方式开始西化起来，古人的传统风范一去不返。”

　　北大和中国一样经历现代性的磨难和机遇，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北大人也意识到了西方现代化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不愿随波逐流、勇于革新的北大人也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这种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文化备忘录。

　　“北大书法所要做的不是崛起，而是找回失去的自我，找回将近一个世纪失去的老北大老学者的传统风范。” 二十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艺术教育十分重视，不仅在北大讲授美学美育课，还在北大组织“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请沈尹默、马叔平教书法，还聘请徐悲鸿、陈师曾、陈半丁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课和指导学生接受传统文化艺术熏陶。其后，诞生了一批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都很有建树的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罗振玉、毛泽东、鲁迅，以及以理论见长的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邓以蛰等。

　　昔日的辉煌纵然不可复制，但循着古人的传统，做出今人的奉献与努力则也颇振奋人心。

　　四年来，北大书法所立志要将断了八十年的书法教育传统加以“接气”，要在正日益完善的文、理、艺三位一体的格局下，用书法将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王岳川深为认同梁启超、冯友兰对书法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各种美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冯友兰说：“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些弊病是不可救药的。”

　　除聘请国学大师们给学员们培养文化素养外，书法所还请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文怀沙、叶朗、沈鹏、欧阳中石、张海、苏立文（英）等任顾问，聘请李学勤、刘正成、曾来德、张旭光、曹宝麟、王家新等学者和书法家为客座教授，还请文怀沙、周汝昌、冯其庸、楼宇烈、程大利、葛兆光、阎步克等著名学者、艺术家，港澳台地区及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美国等著名的艺术家、学者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艺术创作活动。

　　编写北大书法教材，招收研究生班，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书法展，出版书法作品集，创建北大书法网……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北大书法研究所在“怀着用笔纸墨来做奉献之梦”的金开诚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王岳川的带领下，克服了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终于做出了可喜的成绩：2006年4月底，首届书法研究生班毕业作品展在首都博物馆进行了展览，近200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书法作品，向社会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答卷；2007年9月，近十本大学书法教材及学术研究著作也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首届招收的66名书法研究生班学员，如今已经学成毕业，有两位研究生获得北大硕士学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仅从北大习得了书法思想、人文素养，使自己作品的境界和档次有所提升，他们也将回到祖国各地，将这种书法思想传承下去。王岳川说，尽可能在有生之年再招收十届研究生学员六百人，每一个人再去影响一百人，如此一来，通过书法高等教育的努力，中国书法界的正气何愁不扬？

　　王岳川既在中文系教书带博士硕士生，又在书法所招收书法博士硕士生和访问学者。“在书法所忙碌的日子里，几乎没在夜里12点之前回到家，没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王岳川说，为北大书法所付出的辛苦，比他在中文系单纯作学术要累十倍不止。但是“他很快乐”，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事情有多重要的价值。“爱惜生命的方式就是加倍地使用它，更努力地去‘压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他认为，生命必须被意志塑形，必须给生命一种喷枪般的喷口──平静散漫的水经过喷口才会变得有力量，才会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切出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