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遇到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生机勃勃，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在不少人，尤其是在广大青年人那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教条论”、“死亡论”等说法，很有市场。我常常听到一些青年大学生抱怨:“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只讲阶级斗争的一套死教条”，“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就是几个教条吗？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在时间空间中进行的……”

　　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我认为，问题症结首先在于我们多年来课堂上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很好地回答经济全球化、中国现代化的新问题，不能真正解释各种现实问题与深层理论问题，不能满足新一代的精神需要。问题的实质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源头枯竭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枯竭了，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可能性理论空间枯竭了；而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传统计划经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局限与理论局限充分暴露了，这种思想资源枯竭了。

　　我深深感到，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这样一种缺失——破旧有余，立新不足，因而出现了思想教育上的青黄不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思想资源匮乏症，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仰迷失症。

　　我们需要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或叫“中国化的马克思学”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过程。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试图转向西方哲学或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这些思想资源，包括“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虽有助于打破苏联模式下哲学教科书的垄断地位，却无法真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因此，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工程的一项奠基性任务，就是超越“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真正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思想源头。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去我们大多仅关注“中国”这一头，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下游这一头上下工夫；今天，我们需要在开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上狠下工夫，即从“中国化的马克思学”中开掘新的源头活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我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20多年了，倡导构建“改革创新学”、“中国学”也已有十年之久。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创建“中国马克思学”。2006年，集中体现我的“中国马克思学”思想的学术专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出版。这部著作的思想主旨是我们必须立足当今时代与中国实践，借鉴并超越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新奠基与源头活水，以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潮。21世纪新型马克思学正在向我们走来，继20世纪前期创立的苏联马克思学、20世纪中后期创立的西方马克思学之后，在21世纪起点上中国马克思学正在兴起！

　　怎样创建“中国马克思学”

　　关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我在《马克思学新奠基》一书中主要作出了三点探索。

　　其一，是反思历史，具体分析“三大解读模式”。我认为，“中国马克思学”初步奠基的第一个环节，或叫第一项工作，是反思历史、清理地基。在此方面，我提出了“三大解读模式”、“两种马克思学传统”。“三大解读模式”，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个五十年”中，在对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先后有三种曾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解读模式:“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对这三种解读模式，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其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我并没有对某种解读模式，采取简单化的批判态度，而是力求具体分析其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两种马克思学”，就是说“马克思学”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吕贝尔开创的“西方马克思学”一枝，而是存在两大类型:一是20世纪前期，在列宁支持下，梁赞诺夫首创的苏联马克思学；二是20世纪中后期，法国吕贝尔、德国费切尔、英国麦克莱伦、美国胡克等人建构的西方马克思学。

　　其二，借鉴国外，澄清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功过是非。“中国马克思学”初步奠基阶段的第二项工作，是“借鉴国外马克思学”。我对“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功过得失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提出了对国外马克思学“一要借鉴，二要超越，三要创新”的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研究，往往采取要么简单照搬、要么简单批判的两种极端作法:改革开放前30年，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照搬过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则对西方流行思潮，其中包括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又往往采取简单照搬的方式。针对上述两种极端作法、“东倒西歪”的前后两种教条主义态度，我提出了正确对待国外马克思学，既包括苏联马克思学，又包括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方针:一要借鉴，二要超越，三要创新。

　　其三，提出“以马解马”的新解读模式，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的初步奠基阶段的第三项工作是“锤炼方法，奠定基石”。我就此提出通过“以马解马”的新的解读模式，创造“中国马克思学”的学科建设目标。在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三个五十年”、“三种解读模式”进行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马解马”的崭新解读模式，实质上就是力求不再通过其他思想棱镜，间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思想，而是要求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直接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作者王东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