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学者，他早年留学日本，３０岁时就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诗词课程，后来又任北平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并先后被聘为市人民政府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诗人，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和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高一涵轮流主编《新青年》，他的散文诗《月夜》发表在《新青年》上，被称为中国第一首散文诗。 作为书法家，他是举世公认的２０世纪最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师。１９４４年《世界美术辞典》主笔荷兰高罗佩就称他为“民间第一大书家”；《辞海》（艺术分册）中所列当代书法家，也独有他一人。这位老人就是沈尹默。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沈尹默是湖州竹墩（今属下昂镇）人。祖父、父亲都在陕西做官，１８９３年他出生在陕西兴安府汉阴厅（今汉阴县），自幼苦习诗词、书法。１９０５年他和三弟兼士赴日本留学。因经济困难，一年后沈尹默先回国。此后他和母亲回湖州，居承天巷故宅。不久受聘去杭州，先后在浙江高等学堂（浙大前身）、两级师范学堂任教。 １９１２年，经浙江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坤推荐，沈尹默应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胡仁源（湖州人，时北大校长暂缺）之聘，于次年初到北大任教。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１８９８年创立，是在新旧思想不断交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国元年，蔡元培在南京等地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他仿照德国大学取消神学（基督教义）系科的做法，规定大学堂取消经科（专攻儒家经典），将读经课程并入文科。这是对封建思想统治的重大挑战。尚处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才改名北京大学的高等学校坚决执行了这一规定。革新的态度，敢冒风险的勇气，都不能为后人淡忘。 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在北大任职期间，有一位朋友同他开玩笑道：“你这个性格内向的老实头，平时常常默不作声，既然如此，何必多带一口？”意思是说，沈尹默的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尹”字下面又有一“口”，未免多余了。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沈尹默对此甚表赞同。确确实实，自己平时既不爱戏嘴，又不善辞令，何必多此一“口”？再说北大还有一位教师名叫张君默，不熟悉的人常常将他俩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便于区别，沈尹默果断地摒弃了自己多余的一“口”。 然而，沈尹默并不是事事都“默”不作声的，在原则问题上他不后退半步。１９１６年，当时的教育部致电蔡元培，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虽然不认识蔡元培，可当他得知蔡元培决心改革充满官僚习气的高等学府的情况后，便立刻主张支持蔡元培，彻底整顿北大，实行改革。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到北大不久，就亲自到译学馆拜访了比他小十五岁的沈尹默，这使沈尹默很受感动。不久，他也回访了蔡元培。两人赤诚相见，促膝长谈，围绕着如何改革北大各抒已见。 那时的北大校风极为不正，官僚习气也十分严重，真是一副烂样子。这座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高等学校的教员中，有不少是骗钱混饭吃的昏惯之徒。甚至有人上课时还要听差一手拿茶壶，一手棒水烟袋跟随他上讲台，然后一边喝茶吸入水烟，一边授课。 蔡元培深深懂得要办好大学，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支好的师资队伍。他决心辞退那些依仗外国人撑腰，靠着北洋政府的牌头混日子的庸才，起用有志于振兴中华，有学问、又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 沈尹默对蔡元培说：“现在对北大应急速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就会比原来更坏。”接着，他又建议蔡元培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要在北大章程上规定出教师组织评议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谓评议会，就是教授治校，即使校长突然辞去，学校也不会因此致乱；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学生出国留学。” 这些建议深得蔡元培的赞同，与他原先的想法不谋而合，便完全采纳，后来经与政府交涉，终于如愿从偿。从此，沈尹默与蔡元培的感情更加融洽，决心同心协力，共执教鞭，为康复北大，振兴中华携手前进，从此北大校风为之一变。 新文化运动时期，沈尹默向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那时陈独秀在上海主编《新青年》，在知识青年中享有崇高威望。盛情难却，陈独秀应聘北大，《新青年》编务随之进京（印刷发行仍在上海），李大钊、胡适、周氏兄弟、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都是编委。１９１８年实行每人负责一期的轮流编辑制，沈尹默、钱玄同都是轮流编辑。《新青年》高举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两面大旗，彻底反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大力宣扬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目的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和前锋。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发展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