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宋道教史学的求真意识中国史学求真的学术原则由来已久，在长时间的发展中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道教史学自产生起就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为历代道教史家所遵循，也是道教史学能够获得认可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两宋时期的道教史学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真意识，力图做到秉笔直书。如《洞渊集》的作者在序言中就称自己“每览前贤述作，道门异事，率多泛滥，罕究根源”，遂“夙夜精心，讨寻经箓，采摭事实，行于篇章”，以予订正（《中华道藏》第48册）。《太上老君金书内序》的作者称其著书的原因：“曾遍览道记，求其指归，然好仙士有妄为撰集，为勘其史册，多年代不同，究其玄迹，则首尾汗漫，言空尚异，反丧其真。”为此，通过撰写此书，以“永贻真录，以革浮言”（《中华道藏》第46册）。

　　出于求真的目的，两宋道教史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考异、纠谬以求准确治史方式，考异、纠谬成为两宋道教史学求真的重要表现。如在《南岳九真人传》的撰写过程中，作者“疾索所谓九真人传者”，通过考订，“削其叔说稠迭者十有一处，正其字体谬误者三十有一，又较升举年月不同者四，取旧碑为定”（《中华道藏》第46册）。又如在《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中，作者针对老子谥号为聃的众多说法进行订正说：“老君耳平顶厚面且坚，下有垂珠，中有三门，天神之表，与凡迥异，故以为谧”，指出“或作檐者，字误也。或作耽者，音讹也。或谓其吐舌舑舑，然而谓之聃，此又传闻之误也”（《中华道藏》第46册）。在《混元圣纪》中订正说：“老君是在汉文帝时降于陕河之滨，号河上公，亦曰河上丈人，帝亲访之，老君授以《道德经》也。或作景帝，误矣”。（《中华道藏》第46册）

　　强烈的求真意识与相应的求真方法相结合，为两宋道教史学维护其史学价值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二、两宋道教史学求真的特征

　　两宋道教史学虽然有着强烈的求真意识，但是，作为一种宗教史学，这种求真意识又难以摆脱神学的束缚，使其在求真直书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搀杂着对神意的宣扬而带上了“虚妄”的色彩，这成为两宋道教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在求真意识的指导下，两宋道教史家践行了“善恶必录”的直书精神，在两宋的道教史著中，对教中许多的高道大德的一些事迹进行了在“求真”指引下的如实记载，对一些道士的恶行也进行了揭露。但另一方面，在如实记录的同时，往往又加入一些对道教的神异及其预言灵验的刻意强调。如在《江淮异人录》中，先以直书的方式对道士司马郊的无赖行径进行记载说：司马郊“尝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儿呼曰：道士吃鮓。郊怒，以物击小儿，中流血。巡人执郊送于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劝说之。郊乃极口骂怒”。显然，这是对道士恶行的不加隐讳的如实记述。但紧随其后则是一段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记述：“虞候不胜其忿，杖之至十。郊谓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中华道藏》第45册）这种神意的宣扬有时甚至借助天子之名予以强化。如在《翊圣保德传》中有这样的记录，宋太宗敕封翊圣保德真君为翊圣将军，使张守真焚香以告，翊圣真君“忽降言曰：‘汝当上问官家，所言翊圣者，翊于何圣。’守真数日疑惧，不敢答复。降言曰：‘汝但驰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闻，太宗览之，召近臣谓之曰：‘玉皇辅臣，所辅翊者，上帝也。当以此意报守真，令启白也。’既而内臣传命到宫，守真诣殿，焚香以告，真君曰：‘此意是也。’”（《中华道藏》第46册）这样的“神异性描述”，对书中直笔记述的内容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三、两宋道教史学中的曲笔记载

　　两宋道教史学虽然在求真意识的指导下在一定程度继承了中国史学直笔书史的传统，但面对充满竞争的生存环境，受道教伦理的制约以及出于宣扬自身的目的，这一时期道教史学的曲笔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当权者歌功颂德。这在当时的道教史籍中并不鲜见。如在《宋东太乙宫碑铭》中称宋太宗“握乾符而御宇，宅坤载以开阶，断鳌足以立四维，重张地纪，受龙图而画八卦，载炳人文警饮而定寰中，拱揖而朝天下，遂使蛮夷戎狄，皆趋于象阙之前，僸佅兜离，合奏于宫悬之下”（《中华道藏》第48册）。可谓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又如在《洞渊集·进洞天海岳表》中称宋仁宗“道冠百王，德降千古……遂遣东夷南越之俗，稽颡归仁；北胡西虏之民，倾心顺化，凡遭圣运，尽罄惟深”（《中华道藏》第48册）。在《翊圣保德传》中反复称颂宋太宗“有仁心”，用神意为其“非正常继位”正名。文中说：宋太祖赵匡胤曾遣使“致祷”，“须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遵符命降卫宋朝社稷，来定遐长基业，固非山林魑魅之类也。今乃使小儿呼啸，以比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上天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仁心。凡百余言。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中华道藏》第48册）。

　　其二，对当权者对道教采取的惩治措施避而不载。两宋时期，当道教势力在受到崇奉的状态下迅速膨胀而妨碍到正常的封建统治时，当权者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对其进行限制甚至打击。如南宋高宗赵构即位伊始即下诏“罢天下神霄宫”，未几，又诏“籍天下神霄宫钱谷冲经费”（《宋史》卷二十五）。类似的事情在南宋时有发生，但道教史家出于维护道教形象的目的，在道教史著中并未对这种状况进行记载，而对当权者对道教的册封、赏赐则悉数收录，像《三茅真君加封事典》中所录，皆为告敕、表状，省劄、祝文以及所赐仪物名单，以此来彰显道教的地位。

　　道教史著中对当权者对道教采取的惩治措施避而不载的回避手法，即是道教史家一种有意为之的曲笔，以达成“籍为私惠”的目的。

　　其三，对佛教进行刻意攻击。佛教自传入中国始，与道教的竞争冲突便从未间断，道教史家常以史著为阵地参与佛道之争。两宋时，道家史家同样藉史著参与佛道之争，他们在史著中常常以曲笔方式宣扬佛非正道的观点，宣传“民遵释教，世受其害”（《中华道藏》第46册）。且往往举出一些所谓“实例”来证实道教法术胜于佛教。《翊圣保德传》中便记述说：开宝中，凤翔府民陈英美家有山魈为怪，“召术士禳禁，命僧徒课诵，皆不能止”，最后，在翊圣保德真君的帮助下，“其家安素”（《中华道藏》第46册）。同时，道教史家经常通过对佛教恶劣表现的描述来彰显道教的优越性，以达到“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目的。

　　由上可见，两宋道教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国传统史学可贵的“求真”精神，但同时，出于自身发展的“宗教的”需求，又存在着大量的对道教神异及其预言灵验的宣扬以及明显的曲笔隐讳。两宋时期的道教史学便是在这种求真与曲笔的并存中生存和发展的。（作者：林国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