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全集》经过多年的整理校订，终于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盛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参与举办这次会议，深感荣幸。我想讲两点想法：

　　一、顾颉刚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当时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氛围密切相关。顾先生自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至一九二零年由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毕业，历时七年。而这七年，正是北京大学经历巨大变革，形成“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的关键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蔡元培校长的革新，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中西文化激荡碰撞，同时又互通互融的学术变革中，出现了一代新的学者。他们既拥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又接受了西方科学研究的训练，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顾先生在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时，曾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会听讲，其后又在校内听章门弟子马裕藻先生和沈兼士先生的课程，“精研国故”的章门学风对他的学术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顾先生在哲学系就读时，又受到胡适先生很大的影响。据顾先生回忆，进入哲学系后，第一年讲授《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先生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洪范》，而第二年胡适先生“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种被顾先生称为“重大的打击”的改变，可以说是引发他对上古史重新思考的一个契机。而在顾先生日后的古史研究中，胡适先生所推崇的“进化史观”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对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新文化运动也给顾先生很大启发。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谈到新文化运动时说：“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意识……于是我更敢做大胆的批评了。”可见，顾先生学术思想的确立绝非偶然，而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我们研究顾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对一位学者个体的研究，而可以通过他更深地了解那个时代，而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学者是不多的。

　　二、顾颉刚先生在治学中所表现出的怀疑精神既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的，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西学影响的结果。

　　从魏晋玄学对汉代儒学的改造，直到清代乾嘉学派一改明代学术的空疏，而转向谨严考证，都体现出怀疑的精神。顾先生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多有继承。他最欣赏的，是前人的辨伪与考证工作。他曾几次谈及自己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例如，他在《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谈到：“以考证的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而在《崔东壁遗书》序中，他又更为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与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史料学来。”

　　顾先生曾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使我想起陈独秀所说的“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那种理性精神，所谓“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当西学传进中国以后，中国学者接受西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乃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术界普遍的努力。顾先生敏感地以这种“在现代教育中学得的科学方法”，从事古史的研究，并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将其具体描述为“分析、分类、比较、实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可见，顾先生所受到的西学影响，可归纳为“理性”与“科学”两点。“理性”是就治学态度而言，“科学”则是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远承旧学传统、近效西学理念而形成的怀疑精神，使得顾先生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

　　我曾有幸拜访过顾颉刚先生。那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带着自己所写的《山海经初探》一文的初稿登门请教，先生亲切地接待了我，给我许多教诲。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在他位于干面胡同的寓所里，顾先生充满感情地向我说起他的二百册读书笔记，很希望有机会将它们出版。这些读书笔记中包含着他六十余年的心血，记载着他的学术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可惜的是，顾先生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付梓。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华书局将它们收入先生的全集，印行于世。这不但实现了顾先生的夙愿，更为学术界提供了学习研究顾先生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机会。他的宝贵学术遗产，他的治学精神，不仅值得史学界认真继承，也值得从事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的学者们认真继承。（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