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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剩有文章供笑骂组图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佚名    类别:文化万象    采编:尚思传统文化网




陈寅恪

陈寅恪夫妇与长女流求合影于清华园

1940年的陈寅恪

晚年的陈寅恪

  ●人物名片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

  他并非广东人,但1949年定居岭南后,在广东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被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

  2009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日。当天上午,中山大学的学术精神圣地———陈寅恪故居修缮后开放。一楼大厅入门正对处,陈寅恪先生手拄拐杖的半身塑像,“打量”着这座小红楼的参观者。这天也是广州亚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新闻中写道:当晚盛大的庆典仪式上,365个儿童手持“星星”,木棉红花绸带凌空而降,木棉花瓣漫天飘舞。

  即使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教授中的教授”、“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在世时也几乎没有俗世的名声。因为他从来不写通论性的文章(《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不能算正式论文)。比起梁启超、胡适、鲁迅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只是地道的学院式人物。

  陈寅恪大概想不到,他身后会因为1995年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焦点人物;那些掌故轶闻、啼血经历,成为人们附庸风雅的谈资;似乎谁不说陈寅恪,谁就是浅薄无知。

  15年过去,这股“陈寅恪热”似乎降到了常温。学术界对陈寅恪的研究,更多地转向其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和全景式的生活,而不是聚焦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个象征性的符号。这个月,年近百岁的陈门弟子卞僧慧先生编撰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而陈寅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撰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则刚刚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学术史上的陈寅恪应当和思想史上的陈寅恪同时得到强调,不要只记得那个有独立人格的陈寅恪。

  陈寅恪“外传”

  ○论爱情 最伟大爱情如《牡丹亭》

  陈寅恪把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例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

  ———摘自《寂寞陈寅恪》

  ○谈金钱 “弟好利而不好名”

  《书信集》中,陈寅恪先生自称“无钱不要”,这自然是戏言。“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却是毫无矫情的实在话……《书信集》里屡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弟虽为好利”等等,这些话与陈寅恪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载:“陈君又谓‘……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卒至颠危宗室,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也就是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并不是嘴上喊喊、手上挥挥的标语口号。

  ———摘自钱文忠《书信里的陈寅恪》

  ○对对子 “孙行者”对“胡适之”

  陈寅恪曾经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学生们就成了“再传弟子”;王国维曾是帝师,学生们不就和皇帝成了同学?

  当然,陈寅恪最有名的对联故事,还是“孙行者”那一宗。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小题:“孙行者”,求对句。试毕,高中者仅一人,所对为“胡适之”。

  风格 “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比起鲁迅那撇标志性的隶书“一”字胡子、“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的头发,陈寅恪的形象并不让人感觉印象深刻。

  1926年7月7日,36岁的“单身汉”陈寅恪抵达北京。8月25日开学前,他到达清华园,和吴宓一起住进了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客厅,从此开启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传奇。

  传奇从他来到清华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6年,梁启超推荐(一说是吴宓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时,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自此之后,在清华园担任“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日子,可能是陈寅恪生命中最欢愉的时段。他在这里遇到了陪伴一生的妻子,遇到了爱戴他的学生,遇到了尊崇他的同道。早上,学生们会看见这个“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地去上课。风雨无阻来听课的人群里,既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也有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人们总会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他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讲课讲到入神处,陈寅恪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为了他那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学生们当然乐得让他“拖堂”。

  我们没有办法领略陈寅恪讲课的神采,只能从听过他课的“学生”的回忆里去想象。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回忆,1935年秋,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院时,到清华偷听先生的晋南北朝史课。他当时的感受是:

  “第一堂课讲石勒……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

  性格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有关陈寅恪的掌故轶闻广为流传,如背着《皇清经解》留学列国16年,进过东西方多所著名大学,求教于世界第一流大学者,但学完即走,没有一个学位;能背诵“十三经”;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通二十几国外语(一说十几种)。这些脸谱就像放大镜,将陈寅恪放大成大象一样的存在,也让人们只能盲人摸象。

  季羡林的回忆里,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有一次,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陈寅恪是这样和蔼可亲、古道热肠,以至于那些有关他“不好接触脾气大”的传闻在对比之下尤为突兀。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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