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田酉如，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整个山西抗日战场究竟是一个什么场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以大学生身份对200多位老干部进行了“地下采访”。之后数十年，探究的脚步从未停止，著成《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在他眼里，抗战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们，我省抗战口述史课题组，在半年的时间里，足迹踏遍山西，寻访一个又一个的抗战亲历者，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史料，最终整理成书。通过他们的努力，读者得以触摸到比官方史料更加翔实生动的民间记忆。

　　45年研究清晰呈现历史

　　田酉如，66岁，省委党史办公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个人出版和主编了多本有关抗战的专著。如今仍然工作在党史研究的岗位上。

　　从1965年开始，他走进历史研究的海洋，45年来拿着笔记本、端着相机，走遍太行山区的村村寨寨，采访不计其数的抗日战争亲历者，目的就是用实地实证的方式将这段历史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学生时代，采访“牺盟会”成员

　　1965年，田酉如考入山西大学政治系，一个交城山村走出的学子第一次迈入大学的讲堂，他渴望大量汲取知识，以解答在偏僻山村时脑中时常冒出的一些问题。“当时听村里老人讲抗战的故事比较多，但都是片段式的，我总有一个疑问，当时整个山西战场究竟是一个什么场景？”

　　但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切断了他从学校获取答案的渠道，派系争斗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改变了一个学生正常的学习轨迹。“当时全国大串联，我时常坐火车去北京，采访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他说，原先山西牺盟会的成员，限于当时条件不少专访都是“地下进行”。

　　采访牺盟会成员、文革前任国家农业部部长的廖鲁言时，采访地点就在廖家地下室，因为地下室没有灯光，只有坐在不到一尺宽的窗子下，借着光一笔一笔记录着。“当时真是独家专访，我们两人吃住在地下室，每天廖夫人送饭，采访了足足5天时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以学生身份采访了200多位老干部，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笔记，仅采访笔记就装了整整一麻袋，成为“牺盟会”平反的重要史料。

　　7年研究，翔实展现太行革命史

　　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我省召开“山西省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时，当时已经分配到晋中地委宣传部工作的田酉如，直接找省委领导，请示能否启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田酉如表示，太行革命根据地不仅是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还因为这片土地孕育了巨大的能量。数据显示，在日军围剿和封锁的情况下，太行革命根据地不但没有消失，还在一步步壮大。“去过麻田和锡崖沟的人都知道，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多么恶劣，但在当时环境下我们的军队顶住了压力，越发壮大，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他说，当时项目受到省社科院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而作为主要研究者的田酉如也从晋中调到省社科院历史组，随后项目也成为国家重点项目。

　　在走访200多位老干部，走遍山西、河南、河北40多个县，采访无数老战士、老“支前”的基础上，1986年《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成稿，邓小平亲自题写书名，薄一波作序。

　　这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被认为是当时最全面、最翔实展现太行革命根据地全貌的作品，随后成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馆时重要的史料来源。

　　历史的“根源”在于大众

　　田酉如表示，世界上研究“中国抗日史”仍然很热，研究范围也从全局扩展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通过关注战争中的个体，诠释一个时代的特征。有人把这个概念总结为“微观战史”。

　　他说，原本的历史研究注重上层，但历史的“根源”在于大众，低端史料的积累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有着基础的作用，特别是那些位置很低的“三亲”者(亲历、亲见、亲闻)的讲述。

　　尽管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田酉如还是坚持工作，目前正在编撰“彭真传”。他表示，抗战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山西抗战史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比如根据地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需要更多学者深入其中，通过走访事件亲历者、探求事件成因等方式，让后人更加全面细致地了解山西抗战。

　　寻访1500人整理口述史

　　2004年10月底，我省成立抗战口述史课题组。课题组有15名成员走访了1500多名抗战亲历者。随后，精选了其中665人的口述资料，整理成100万字的《山西抗战口述史》。

　　8月31日上午10时，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雒春普和董永刚两位专家准时在办公室等候记者，他们都曾参与口述组工作。今年56岁的雒春普是当年山西抗战口述史课题组的副组长，也是参与口述调查走访成员组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寻访百姓心中“记住的过去”

　　“当时，从11月出发到次年3月结束，我们的工作时间主要在冬天，所到之处有很多比较偏远的村落，交通条件和气候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着我！”雒春普认为，那次关于抗战口述史的资料调查收集让她触摸到了历史背后的历史，搜集了比官方史料更加翔实生动的民间记忆。“这种记忆是立体的，它不是关于战争的简单再现，而是民众苦难、全民抗战的集体记忆。它是‘真实的过去’，也是百姓心中‘记住的过去’。”

　　课题组分5个小组，雒春普主要走访晋西南。在河津某村，几位老人回忆起了当年的场面：日本人挑选了21个男丁当日军新兵的刺杀靶子，刺杀不成功的活人靶子会被砍头。一个小男孩从死人堆里抱着一个人头喊，“妈！这是爸爸的头！这是爸爸的头……”提起那段历史，老人们个个记忆犹新，经常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雒春普说，过去有很多人将抗战史定义为英雄史，但是，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表明，抗战胜利的源泉在于民众的力量，军民一心才能抗战胜利。老百姓几百万字的口述实录表明，亡国奴是万万做不得的。忘记历史就要挨打！

　　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和铭记历史

　　在进行抗战口述史采访之前，董永刚一直从事古代史研究。那次走访让董永刚深深被触动，使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段采访不分白天黑夜。百姓们很热情，将抗战期间保留下来的老物件、老照片一一展示，抗战过程中，基层民众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敢以及凝聚力深深感染着我。”

　　灵石县有位70多岁的退休老人张先生，他讲述的一个片段让董永刚记忆犹新：日军在城墙内外设了岗哨，要求进出的人们都必须接受检查，并给站岗的日军鞠躬问好。当时张先生是个不满十岁的孩童，因为拒绝给日军鞠躬，被一个士兵提着小辫子打。路过的百姓看到了，都纷纷停下来呵斥那名士兵。渐渐地，大家的呵斥声连成一片，迫使一名日军长官出来，当众责罚了那名士兵。“采访中，张先生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在那种危难关头，群众中迸发出的正义感和凝聚力就是民族的希望。”“老百姓的粮食被日军糟蹋了，八路军部队省出口粮给百姓当种子；收获后，百姓拿出自家粮食供养军队。部队和百姓们相互掩护着进攻，撤离……百姓记忆中的这些例子数不胜数。”董永刚说，这些历史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让他坚定一个信念：必须将更真实立体的历史还原出来，留给后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和铭记历史。”

　　-抗战口述史课题组工作概况

　　课题组有15名成员，主要依托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同时吸收了山西大学、太原师范学院、长治学院的几位史学教授。在全省范围内寻访了1500多位亲历、亲见、亲闻抗战过程的老村民、老战士、老民兵、老教员、老医卫、老干部、老妇救会员，对1937年至1945年期间山西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灾荒等进行全面调查访问，其中75岁以上的受访者占到82%。调查组最终形成原始文字资料400多万字，图片5000多幅。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岳威 王芳 实习生 言丹丹

　　摄影：本报记者 武六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