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很痛苦。我们两边都痛苦。打呀，打得特别厉害，尤其是在我青少年最有问题的时期。我和我妈妈都特别极端——我妈妈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在延安的时候穿黑军装，那种浪漫那种潇洒，是一种上海来的革命者的风格。

　　我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是十六七岁背着吉他穿着 游泳衣在北京市内骑车到处跑的女孩，那时候警察都跟在后面追。

　　创作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像排泄一样就出来了

　　记者：国内媒体上很少看见你的消息，你最近在忙什么？

　　刘索拉：我在创作一个部歌剧，明年在欧洲有一个特别大的演出。我自己写剧本，自己作曲，自己主演，还得自己导演。

　　记者：这么大规模是要找人投资的吧？怎么运作？

　　刘索拉：德国政府已经投了。

　　记者：那他们为什么会信任你？

　　刘索拉：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演出吧？我今年六月刚刚在德国为德国政府举办了一个很大的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是德国政府投资，音乐部分由我来做。

　　记者：你策划？

　　刘索拉：对，我主要是负责音乐部分，其他人策划舞蹈等部分。事后艺术节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艺术家能引起这么大的报道密度，几乎每一天都是在重要版面。20天的艺术节，从音乐节第一天开始报道，媒体就一直追踪。他们认为我是有说服力的艺术家。明年我在柏林再举办一个音乐节，同时艺术节委托我写一部歌剧，并指定让我导演。我其实不想做导演，我说我请导演，可是他们指定我。我做导演是被迫的，赶鸭子上架。（笑）

　　记者：你是88年出国的吧？

　　刘索拉：嗯，先去的英国。

　　记者：我们是88年上的大学，看你85年左右写的小说，然后就追踪你的消息，但是你出国之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然后突然看有个报道说你剔个光头，染了发什么的。在那个年代，那种形象给人的印象就是你很颓废。我想知道你在国外的那段是怎样的。

　　刘索拉：关于我在国外的生活其实采访很多。我经历了很多，什么阶段都经历过了。

　　刘索拉：我主要是做创作，一直做音乐，没停。比如说你看我剃光头的时候是我和朋克乐队合作，后来又有我自己的RAGGEA乐队。就是在欧洲他们也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从音乐学院出来的人经历了这么多。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亲身经历了几乎所有类型的音乐。所以这次在德国，从伊朗的摇滚乐队到美国的重金属、自由爵士，还有包括德国的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我都请了。可是我自己带的是纯中国民乐队，他们听了后特别吃惊，都说这不像是纯的中国民族音乐，但这分明就是中国音乐。我给他们的解释说，你看我经历了多少音乐经验？！有意思的是，中东的音乐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演出，效果特好。音乐节最后的演出是JOHN ZONE，是美国著名的重金属兼自由爵士音乐家，他也邀请我 做嘉宾和他们演，我完全非常和谐地和他们在一起。观众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就是我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都是真的。没有假的和凑合的，不是瞎猫碰死耗子，我不用蒙，因为它们都是我经历过的，都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一听到不同风格的音乐我就知道怎么一下子跳进去。

　　记者：上次我在保利剧院是第一次听你的音乐，之前在我的概念里，你基本上是一个作家。可能绝大多数人虽然知道你是音乐家，但是大家都听不到也看不到，所以都不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音乐。那场音乐会是慕名而去，就算圆一个年轻时候的梦想，其实对音乐本身没有抱太大希望，也就是看一下《蓝天绿海》的作者是谁。但是听了后感到很震惊，听到后半场的时候差不多快疯掉了。你的音乐很民间的，感觉象跳大神一样，很巫，但同时又是爵士，因为有很多即兴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把你音乐做怎样的定位，只是很激动！你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元素融到一起的？

　　刘索拉：我没有刻意那样做，就是天生的感觉，我从没想过很急功近利的刻意去挖掘民间元素啊什么的，只要有什么东西能感动我，它就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记者：哈哈（笑），吸星大法？

　　刘索拉：当那些感动我的东西变成我的，它就会以我的形式传达出来。这都是自然的——要不然我说我没有宿愿，因为这些都是自然的，命中注定的东西。当然创作并不简单的事情，你要懂得创作中的逻辑，要知道创作的规则，这要动脑子——这不光是感性的。特别是要遵守创作美学，所以我很在意你们的杂志，《艺术评论》是业界声誉最高的杂志，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特别有价值。我感觉中国需要一个美学杂志，一个艺术批评杂志，因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在美学上非常严格。一个感动我的东西，从我身体里再挤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不是一个简单的“通道”。当我表达的时候是经过物品自己的消化的，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基本素质。

　　记者：这种基本素质是从学习中得来的？

　　刘索拉：不光全在音乐学院中学到，还有在工作中得到的经验、思想的美学的经验等等。但也不光是在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因为只通过工作得来的经验太功利了。这其实是一个思想的经验，是对美学的探索。对创作者来说要不停的探索。要懂得“为什么”。 比如说你去了解“重金属”，就要了解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什么样的情绪下才会产生“重金属”。而不是说今天“重金属”特别红，我们就跟风模仿。它是一个对意识形态的美学的非常深刻的认识。惟一没有意识形态的是流行音乐，所有现代音乐，摇滚、重金属，包括现代音乐中表现主义、无调性主义音乐，包括 HIP-HOP，都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需要很认真的严肃的美学研究过程。

　　记者：这难道是音乐家必需做的事情吗？

　　刘索拉：对！这是现代音乐家必须做的事情。在纽约，和很多大的艺术家谈论的都是美学。因为现代艺术的背景和以前的时代不同，不是就那么几个艺术家。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有多少美学派别都出来了。你不可能很简单地说“我的心在跳动！”，然后就从钢琴上“乓”地弹出一个大和弦，然后分解，七和弦、十一和弦，然后你说，“啊，我已经会了不协和的和弦——不和协表现了我激昂的情绪”，这是完全胡说八道！你认为这个和弦是你的——对不起，没有一个和弦是你的，它早就有了。你怎么来处理这 个和弦，他后面又是什么，这需要美学的非常准确的研究，每个做曲家必须懂，否则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 东西，有你自己的境界。做出来的就是三流的四流的垃圾。这就是为什么美学杂志这么重要？美学家、批评家这么重要？！

　　记者：那你这样创作的话会不会特别累？

　　刘索拉：对，创作就是累的，也应该是累的！谁说创作是呕吐一样？创作不是呕吐、拉屎、泻肚子，创作是非常难的过程，它有很多非常准确的东西要出来，创作就是严格的美学过程。还有灵感，什么是灵感？现在很多人以为吐出来就是灵感——“啊，我的心在咆哮！”——那不是灵感，那是渣滓。灵感是要在智慧的积淀下产生，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而突然之间跳出来的东西，这是有价值的。你可以问郭文景，他的东西是怎么写的，他是怎么积累的？我为什么一直喜欢他的音乐？他写每一小节都很讲究的。这就是创作。

　　记者：我也看过你的访谈，他们说你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

　　刘索拉：我就是特别的感性。

　　记者：对，因为我看你在舞台上的状态和声音，太自由了，随心所欲。

　　刘索拉：对，我是很自由。

　　记者：所以我很难想象你的创作背后还有这么理性的基础。

　　刘索拉：我的创作有非常理性的基础。我们学作曲的都知道，其实灵感就是一小节，其他在结构时都是理性的。这是为什么作曲系真正的考试都是不用钢琴的。我的生命是即兴的，你给我拿本小说我能马上唱出来

　　记者：我在国内听到最好的爵士是美国的“血鼓 精神”，他们所有的乐队成员都是硕士、博士甚至教授，我还奇怪打鼓还要学到博士？为什么要这样？

　　刘索拉：当然了！自由爵士就要考验你的美学反应。作曲家有时间坐在家里考虑如何安排音符，而爵士演奏者在台上没有时间考虑，马上要发挥出来。这就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严格的学习。在国外，音乐家在一起就是谈音乐，谈各种各样的文化，而国内不是这样。因为在舞台上一瞬间出来的东西是平时训练的积累。好的音乐都是有原因的，当然这说的不是学生玩的POP（流行音乐）。小孩玩儿音乐走红你也不要奇怪，这是青春的象征。小孩玩儿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