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

　　朱维铮，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 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与龙应台合作）、《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和《孔子思想体系》（合作）等。

　　描述一个历史学家是困难的，也许最好的形容词莫过于“严谨”，所谓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总让人产生某种模糊的怀疑。用朱维铮的话说就是：“历史在那儿，问题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怎么认识可能有分歧，但你不能否认历史在那儿。”

　　朱维铮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做研究的，他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也研究章太炎、戊戌变法和清代汉学家。对专史的研究者而言，他是驳杂的；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者而言，他也许过于拘泥；对那些非历史专业出身，又浏览过他普及性著作的人而言，他却是值得怀疑的。在网上我不止一次看到关于他的某种评述，认为他用一些伎俩一些小聪明挖历史墙角的做法不足取也不足信。

　　然而，对此他显然一无所知，当我一再暗示他的研究方法给人的错觉似乎是投机取巧时，他浑然不觉，他说他觉得人们应该认为他是陈腐的。

　　在两个半钟头的采访里，他完全扭转了我起初的判断。我原先认为他是故作新颖的别具一格的，采访结束后反复整理采访录音时，一个老实而寂寞的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而赋予这形象以特别色彩的，是经过50年历史研究路途后的历史感。这历史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论我看过去还是看现在看中国或是看外国，或者说看人生，我都把它当作历史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看待。”

　　也因此，他在研究中尽量做到毫不动情，检索分梳史料的态度近似于基础理科对待演算和实验。现在的朱维铮，和他的博士生，5个副教授，还有副教授们的研究生们一起，挤在复旦文科楼9楼一间不足12平米的房间里，研究讨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林林总总的问题。房间的门楣上，挂着“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铁牌子，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

　　传统，永远音调未定

　　人物周刊：关于我们的传统，您认为它是“音调未定的”，您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在更高的意义上发扬虽已消逝却在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那么，什么是本质上有生气的先辈传统呢？它为什么又会消逝？还有，这“更高的意义”又确指什么呢？

　　朱维铮：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国内的一批学者，希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重新的研究，当时，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研究室——“文革”以后全国第一个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另一件是出书，最早是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编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发表不同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传统。可出版社很糟糕，迟迟押稿不发……后来，我们选择了中国一批60岁以下的学者，组成一个编委会，做《中国文化史丛书》，希望以一个一个专史的研究，来看看最后能不能荟萃起来，对传统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这套丛书也搁浅了，一方面由于政治的原因，一方面是找作者越来越难，虽然都是专家，可是把它弄成历史的东西他们就不会。从中我体会到，以前我们都致力于搞政治史、哲学史、意识形态史，但是把中国历史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来研究，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很差的。

　　那时，有批年轻的学者对传统是很讨厌的，认为传统至少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1986年，我们在复旦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文化问题讨论会，就叫做“传统文化再估计”，之所以要再估计，就因为有不同的估计，那时将近100多个专家参加，是一次真正的国际会议，不仅有国内对传统感兴趣的专家，还包括一批北美西欧的汉学家参加。在那次会议里，我看出对传统的说法非常之多。

　　我同情那些讨厌中国传统的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存在过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比如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他们认为是极讨厌的，但是我在研究晚明史料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东林和宦官间的争斗，且不做价值判断，仅从言论来看，是十分生机勃勃的。台湾学者也研究这个，他们发现晚明的思潮里，对中国过去的统治文化传统里的三纲五常的解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它只承认一伦——朋友之伦!其余统统不承认了!

　　再比如王阳明学派提出的一些命题，比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命题，不仅不保守，可能还更厉害!不是我要去消解，而是历史的人物自己要消解他们面临的历史的传统的东西。所以我说要找自由的传统文化，不要到外国去找，中国自己就有。

　　到了满人入关，再到康雍乾三代，有些东西就消失了，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期发展为《圣谕广训》一万字，还搞宣讲，那时候的政治教育是很厉害的，我考证“莫谈国事”这个茶馆传统正是从雍正开始的。到了18世纪，中国过去很生动的东西就没有了。

　　倒是那些看起来迂腐的清代的汉学家们，他们所做的挖掘恢复经典原貌的工作——音韵训诂考证辨伪，却是真正地在研究传统。这工作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罗马古希腊文化的一种抢救。

　　所以我一直对北京的朋友说，你们藐视汉学家，认为他们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不谈政治的空想中，你们恰好错了。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历史从何而来。其实皇帝是很笨的，乾隆就根本不知道汉学家工作的意义，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决不会影响到统治的，其实他们正是在拆毁中世纪的殿堂啊。

　　总而言之，我对传统的看法就是：首先我们要分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是囫囵的整体，要进行仔细的分梳，这工作其实从汉学家开始已经在做了；而文化传统也不能说活着的东西就是好的，因为它活下来就证明它生命力强。话不能这么说。

　　所谓了解之同情

　　人物周刊：在强调搞清楚对象是什么之后，您曾说过您最看重的是这个问题——“我理解吗？”陈寅恪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里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谓了解之同情，您怎么看？

　　朱维铮：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不可能对他的时代漠然视之，在中国，你想不问政治，但是政治要来问你，我本人就有很长时间是政治冲突的对象，被卷入到政治浪潮当中去。

　　你不了解我的过去，我曾是“罗思鼎”（“文革”期间奉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取音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一员。 在批判苏修的时候，我们也思考苏联的历史家是怎样扭曲历史的，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一批历史家，什么都是苏联的第一发明，对斯大林崇拜的彼得大帝、伊凡雷帝总是极力称颂的，但是关于中苏边疆的问题，他们极力去讲这里不是中国的那里不是中国的，他们就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我们也一样，养你历史学家干什么，如果你们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们就不行。

　　后来说我有反“文革”思想，前前后后整了我10年，把我弄到工厂里去劳动很多年，这倒给我一个思考的机会，我就开始重读历史，重读我们的经典，我感受到一点：你要真想把历史搞清楚，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从历史本身把历史搞清楚。

　　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站到历史之外，完全客观地去看历史，总会带着某种感情。真的要就史论史，有一条无论如何要警惕的：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判断。所以我尤其不喜欢在历史方面不停地做价值判断这样的工作。

　　我赞成陈寅恪这句话，所谓了解之同情，前提是了解，不了解就同情就容易是很主观的同情了。清代汉学家强调研究历史要设身处地。要想设身处地，我认为只能基于了解，一个人不可能回到历史，不可能达到全面的设身处地，但是了解是必要的；所谓同情呢，决不是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辩护，辩护论我是极为反对的。

　　坦白说，冯友兰有一点我特别不同情他，蒋介石时代他做蒋介石的国事公，毛泽东时代他又把自己痛骂一顿，他总想影响当代的政治家，这一点我特别不同情他。

　　我们要避免研究历史时由于出于对现状的爱憎、出于主观判断而有违事实，才有可能达到所谓了解之同情。

　　在研究时，我常感到痛苦

　　人物周刊：您做研究时，有没有倾注个人感情最多的一段历史？总会有段历史与自己心气相通吧。比如您在发现汉学家时，会不会比较激动？

　　朱维铮：我曾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写，我只写我存疑的东西，因为解答问题时是特别需要理性的。我的工作都是在夜里面，为解答一个问题，我要找很多书，花很多耐心，要抱着打破砂锅的决心，某些时候这过程是非常枯燥的。在研究时，我经常不感到喜悦，而感到痛苦。我的学生们做论文都有这个经验，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什么，我就说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