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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朝开始，杨家埠就在地方志里有村史记载。当时它是一个临近集镇的小村落，虽经沧桑，村子规模却变化不大，至今全村户数不愈300。“家家画店，人人画工”是这个村数百年前就已形成的特色。早在明代洪武年间，这里的杨姓艺人就开始创作木版画艺术品了。至清朝，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技法臻于成熟，绘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艺术风格缜密质朴。自此，年画生产形成产业，规模和产量逐年扩展。清朝乾隆后期，杨家埠已有“画训百家，年画千种，画版数万”的称誉。 1949年后，当地政府积极扶持发展年画生产，成立起“杨家埠年画改进委员会”，并组织艺人对古代工艺进行发掘考察，在原先基础上加工、改革、创新。“文化大革命”期间，年画业遭到严重破坏，画版被毁，画人改行，生产全部停顿。自1978年起，杨家埠人重操旧业，成立起年画社和年画研究所，将这一濒临失传的艺术品类进行抢救性整理，恢复了个体生产年画的传统方式，画品的艺术性和产量达到了近百年来的最好水平。 现在，杨家埠生产的木版年画倍受国人喜爱，其销路越来越广。除山东本省各县市外，北到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东达辽东半岛，往西直越太行山一线省市，均为杨家埠年画的旺销地。（图：年画——年年有鱼。） 海外人士垂青杨家埠年画是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最初是天主教父们到处收集以为藏品，后来发展到不同职业的人士来华购买。1978年，法国汉学家艾利阿斯伯格编纂出版的《中国年画》一书，就收进了多幅杨家埠出品的画作。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光顾这个小村的境外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仅赶来购画，更多的则是来这里考察、访古，探求中国这个普通农村生出年画产业的奥秘。1978年春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来到杨家埠。当他见到一位普通村妇用手一抹、一按再一揭，一张花花绿绿的年画便印出来时，惊奇得直拍手掌。 杨家埠木版年画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凡属百姓喜欢的人物、山水、花鸟、瑞兽、仙佛，均为年画表现的内容；凡属中国的屋宇、庭院、门户、畜舍，都有相应类别的年画装扮。仅以门为例，就有贴于街门上的门神、将军型；贴于堂屋门上的文门神、朝官式；贴于场院屋门、仓库门上的栏门判等。这些反映民间乡土文化心态的年画均具明显的装饰趣味和极高的实用价值。 杨家埠木版年画全为手工制做，从拓稿画样开始，到雕刻木版、上案印刷、烘货点胭，四套工艺无一不是画工、艺人手工所为。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艺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19世纪起，杨家埠有记载的著名艺人就有30多位。如1806年出生的以画“包公上任”闻名的杨芳；1881年出生的被人们称作神童王的杨万亮；1902年出生的擅长半印半画的杨同科；1920年出生的刻版传人杨洛书等，都是杨家埠有口皆碑的艺术名匠。 在杨家埠，生产年画历来以家庭为主，一家作坊亮出一个画店的牌号，画店世代相传，名号永久不变。这些画店的家庭成员，从老到少各具其长，要么画，要么刻，要么印，十八般武艺集于一身的也不少。即便从外村嫁进的媳妇，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也很快成为操持某种技术的匠人。 200多家，有700多人长年在画案前忙碌，许多人成了技艺超群的年画大师。他们有的去京城举办画展，有的被邀请去国外进行表演，还有的竟站到了艺术院校的讲台上…… 近年，当地政府在恢复这里年画之乡的风貌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过去散落民间的古代画版发掘出来，并将原国家和集体的画版，无论完缺皆集中保管。在此基础上将画版分类、编号，按不同规格进行整理，为正在进行的民俗学、美术史研究提供系统的资料。为使这个文化古村更加生辉，村里在保留并维护好现存古民宅的前提下，新建民房全部纳入正式规划，同时整修街道，扩建作坊，还建起一处古色古香的博物馆、一家中国规模最大的风筝艺品厂、一个专为参观者、游人提供方便的接待处…… |
“世上先有杨家埠，后来才生灶王爷。”流传民间的这句断语虽然有些夸张，但杨家埠村生产的《灶王图》却实实在在与百姓人家有着极深的缘分。每到农历年底，人们把散着墨香的新灶王“请”进家，然后将老灶王“送”上天，并拜托其上天言好事，以保下界全年平安。这种习俗已延续多久无法考究，可位于潍坊市寒亭区的杨家埠村，却是自古就因出产年画而于世闻名的。（图：这张清代画板是杨洛书家的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