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逝去，留下的最重要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学问，其一生的个人奋斗精神，才是对这个现实社会更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留存。

　　撰稿·卞宁

　　一代文史大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卞孝萱，因病医治无效，9月5日走完人生传奇之路，享年86岁。

　　出生时，先生处军阀混战之世，家道中落，二月而孤，与19岁寡母相依为命。母亲靠变卖家藏文物、亲友资助和针线收入过活在江左扬州。

　　5岁时，母亲望子成龙，却无力供先生上学。原本目不识丁的母亲，每日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子，从不懈怠。

　　18岁时，正值抗战拉锯不下，先生高中毕业，辞别母亲，独闯孤岛时期的上海滩，自谋生路，在小银行里做事，却并未就此沉沦。

　　上海滩中，一个青年，工作之余，每每进夜校补习功课。初时所学甚杂，后来将注意力渐渐集中在文、史、艺，夜校传授的知识远不够用，便拜图书馆为师，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多方求教，自然而然地由自学之路走上治学之路。

　　而立之年，幸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举荐，先生进入近代史所工作。未几，成为所长范文澜入室助手，助其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从此转入古代文史研究，针对前贤研究较少的刘禹锡、元稹“全面进攻”。

　　不惑之年，先生著成《刘禹锡年谱》，成为20世纪刘禹锡研究开山之作，奠定学界地位。其柳宗元研究亦得到正在撰写《柳文指要》的章士钊先生的关注，成为忘年之交。

　　知天命之年，为“文革”浩劫之时。初始，先生与社科院同仁一起下放至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后章士钊致信周恩来总理，要求调先生回京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校勘《柳文指要》。从此，先生每日进出章家大红门，与行严老朝夕相处，章老又欣然函告总理，调卞来工作，全书有望如期完成。1971年秋，《柳文指要》出版后，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第三次函陈周总理，力陈当代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先生借此得以留京从事学术研究。

　　耳顺之年，先生受匡亚明之邀，由北京民建会南下南京大学任教，自此终老金陵。金陵治学，先生因地制宜，开创六朝史研究。先生文史结合，用小说研究历史，其对唐传奇的研究，学界脍炙人口。

　　不逾矩之年，先生在南大中文系离休，仍任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及至耄耋之年，先生依旧活跃在学术一线。晚年，先生着力于薪火相承，83岁出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为章炳麟、章士钊、黄侃、陈寅恪等十二师友立传，独抒心得。近年，先生兴趣转至家谱研究，去年底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正是《家谱丛考》。

　　先生出身破败名门，卞氏其远祖乃晋人卞壸。先生一生最高学历是1948年肄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乃自学成才，始终是在被奖掖中度过的，这也造就了他的谦逊之风。20世纪，中国传统学人公认甚为坎坷。综观先生一生，其治学之史就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此尤其坎坷。然先生一生远离政治，孤守书斋，又得章士钊奖掖，在其他学人受难之时安然度过浩劫之年，此其幸也。

　　母亲五十寿辰时，先生曾将母亲教子往事遍寄当时文人名流，或乞诗或乞画，大都获得积极响应，如柳亚子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齐白石的一幅寿桃未取润笔费，陈寅恪的两首《寄卞孝萱》小诗亦传为佳话。

　　从治学方法上说，先生走的是“文史互证”的路子，文学与史学互为补证，以文挖史，借史释文。先生自述，这一派传统的现代源头当推邓之诚、陈寅恪二氏。而先生用“文史互证”这一武器，对刘禹锡、元稹等人进行开荒式研究，对唐传奇、扬州八怪、辛亥人物、名人家谱等亦有深入探索。先生选择文史互证的学术方法也与其早年自学，涉猎广博的经历有关。

　　1958年，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陈寅恪先生遭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峰。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先生曾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与陈寅恪商榷《连昌宫词》以及《元白诗笺证稿》，但后人评价，这是那个时代的严肃学术研究及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认真探讨。先生一生，政治上坦荡，并不像不少经过非常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总有需要避讳的往事。

　　先生的几次重大人生际遇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没有图书馆，便没有金毓黻先生的举荐，进入国家研究机关工作，并得以成为范文澜先生的入室弟子。没有图书馆，便不会有与章士钊先生的一段缘分。晚年在南大，先生依旧没有离开图书馆，他是南大图书馆中的白发风景和年纪最长的读者。

　　一代学人逝去，留下的最重要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学问，其一生的个人奋斗精神，才是对这个现实社会更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留存。